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
一代画魂——潘玉良(4)
人格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se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
女掌柜——董竹君(1)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就是董竹君。开始的时候格局真是很小，只有两开间门面，不过是楼上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如果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酒家开业，那在当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是它的老板娘董竹君却是位传奇性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善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被广为宣传。 许多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已经随着上海的发展淹没在高级饭店的丛林中，但是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仍然在这个丛林中亮出一点秀色来，不为世俗所掩盖。锦江饭店在今天或许已经归于平淡，但是董竹君仍然是上海女性自立自强的一个典范。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女掌柜——董竹君(2)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1916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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