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而原先则是沙漠里刨土。
这样想着，甲板上的油脂越来越多，脚下已经变得粘粘连连了。正觉得诧异，心想哪儿来的油脂？胡裕海来监工了，他离着我们还有一丈远，就炸雷一般惊叫起来：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锚机观油孔，！哪个捅破了呢？”
他一咋唬，我们全都站了起来。走到锚机的前方去看，果然，锚机齿轮箱上方，一个直径七八厘米的观油孔，玻璃被捣碎了。粘稠的略显紫色的润滑油，正汩汩的从孔里慢慢溢出来。甲板上已经淌了很大一片了。
“是谁干的？”胡裕海声色俱厉地责问。
我们谁也没有回答。从各人的位置来说，胡裕海看到的应该是小不点离观油孔最近。可是，小不点一脸茫然，说：
“谁知道怎么回事？”
胡裕海像逮住了现行反革命一样，大声喝道：“不要干了！不要干了！都给我回去，开会！马上开会！”
锚机观油孔玻璃是有机玻璃，很厚，镶嵌在铸铁的机器里面，除非用我们手中的铲刀直接捣向它，否则是不会轻易打碎的。就算铲刀无意碰到它，也打不破。分析下来，这件事属于有意破坏无疑。
我们被集中在二楼吸烟室里，在船上没有回家的干部都被胡裕海叫来了。政委左拐子阴沉着一张多肉的脸，坐在长条桌顶头电视机下方，虎视眈眈一言不。胡裕海声嘶力竭地嚷叫一通，因为中气不足，末尾竟“气不成声”了。干部们目光都很严厉，气氛非常紧张。
二副郑琰，鹰钩鼻子鼻翼翕张，嘴巴三角区拉出很深的皱纹，眯缝的小眼睛里闪射出狐疑的光芒。他把我们三个一一扫视了一遍，慢吞吞地说：
“如果夜晚起锚，没看见油都淌掉了，就会造成价值几十万元的锚机烧坏。虽然现在损失不大，但是这件事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吸烟室里缭绕着浓重的烟雾，好比战场上硝烟弥漫。分析完了，左拐子要求我们三个当事人检举揭或者自我承认。这时，空气紧张达到顶点。
第二十五章（2、冤案）
我猜想：毛红光也许是在一种非常恼火的心境下，想要试试它究竟有多结实吧？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下手会那么重，一下就把它捅破了。而这又是因为心情压抑的结果。不过我并没有真正看清是毛红光捣的那一下，如果说是小不点干的，那也有很强的动机。
小不点在人们的目光质询下，承受不住压力，第一个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们不要看我，不是我干的。真的，我向保证！”
这句“向保证”口头语，即使在八十年代初也有点过时了，用到这里有点幽默的意思，被视为想调戏气氛，逃避惩罚。所以，除了我咧嘴一笑，谁也没有改变表情。小不点在水手长胡裕海的印象中最滑头，又有不准请假的怀恨情结，是最值得怀疑对象。接下来，他们对小不点动了一轮猛烈询问和心理攻势。
小不点几乎要哭起来，最后拖着长音哀求地说：“你们哪个干的，自己说出来。不要害人好不好？”
他这话是直接说给我和毛红光的了，我们马上紧张起来。
我至今相信：如果不是小不点第一个开口，也许毛红光就会主动承认。小不点吸引了众人火力，又被施加了那样多威胁，使得毛红光逃避了最初压力，变得更不敢承认了。
毛红光朝我投来故作镇静的一瞥，只有我能读懂那眼神里深深的恐惧绝望。我知道他因为牛丽萍事件，操反舵事件，已经背上沉重的包袱，如果再给他安上一个故意破坏的罪名，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多年以后，我读过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更加相信毛红光的行为只是压抑状态下一种变态释放。锚机肚子上镶嵌着这么一块凹下去的玻璃，看上去像是肚脐眼之类的东西。毛红光给它那么一下，完全不是算计好了要搞破坏，而是一种泄。
小不点哀鸣般的求告博得了部分同情。起码，从小不点这里已没什么可问的了。接下来，我意外地成为审讯主攻对象。因为我是以一个旁观者心态参预其事，突然受到无端指责，逆反心理一下子爆出来，我用激烈的语气告诉他们：
“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完了。其他的我没话可说。”
我的表现非常稚嫩。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这件事要么是我干的，要么我知道是谁干的。二者必居其一。于是，我就成了这件事的突破口。相反，毛红光只是承受了最小压力，例行公事般地说；“不是我干的，也没看见是谁干的。”就被放过去了。
因为我拒绝说出真相。这件事在本船级别下的调查就此搁浅。政委左拐子威胁说：“你们不肯说出来，我只有上报了。让水上公安分局介入此事。”
对于左拐子的威胁，我和小不点的表现用水手们的话形容，就是――
“鸟得很！”
只有毛红光比较乖顺，像预备挨打的狗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使他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更小了。
事情毕竟没有大到惊动公安局的程度。但是，到了应该开航的时间也没有开航。船队的林队长带了几个人乘着交通艇冒着大风登上了长江2o57号。
交通艇摇晃得厉害，林队长一伙人从交通艇上跨过船裆上船的一刹那，我看见林队长的帽子差点儿吹落到江里，他要保帽子，又要去抓船上的护栏，一个趔趄，差点掉到江里，幸亏站在船舷旁的曹志高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否则掉到江里，纵然淹不死，也会被风浪颠簸的两条船挤伤。
林队长被曹志高扶着，在长江2o57号上站稳了。他没有跟迎上来的左政委握手，抬起的手掌落在曹志高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拍得曹志高嘴一咧，不知道是痛还是笑。
林队长是为“专案调查”这次事故来的。他们采取个别谈话方式甄别肇事者。我被叫到左政委房间，进行单独谈话。
走进临时充当的审讯室，虽然有心理准备，这里的气氛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林队长我见过次数不多，此人三十多岁，面孔白净，一双眼睛蓄满威严。左右坐着哼哈二将，大概是保卫科的吧。其中准备做笔录的那个，是河校比我高一届的校友，过去我们见面还打过招呼，也就是才摆脱船员身份调上去不久吧？
三人在带拐角的沙上坐成一团。林队长坐在正中，右边坐着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做笔录的校友坐在左边侧面。我没有理睬摆在他们正对面的那只显然是为我准备的折叠椅，拉过写字台旁一只蒙着布套的靠背椅，在他们斜对面坐下来。林队长双手抱拳支在茶几上，目光探究地盯视我，对我这个动作竟然没有反对。我因为坐得比较舒适，忐忑不安的感觉竟然奇妙地消失了。
“知道我们为什么最后一个找你谈吗？”林队长的声音充满威胁。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们一上来就了解到最有可能做案的就是你。”
“哼，岂有此理！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证据这么武断？”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感情强烈地嚷嚷道。
“老实点，别张牙舞爪的。”林队长右边的那个人威严地提醒我。
“什么张牙舞爪，我问你们要证据。说我干的，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我们希望你自己交代，自己说出来跟别人揭出来，性质完全两样。”林队长说。
“我没干，没干就是没干。白的不能说成黑的。”我抱定一种抗拒态度，在靠背椅上重新坐得舒服点。
沉默。彼此再度积蓄力量。几秒钟的沉默好像一个世纪似的。突然，林队长说出一句意外的话来：“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怎么，跟我拉家常吗？当然不！没等他下面的话问出口，我的脑海里已经迅浮现出一个鹰钩鼻子满脸j相的写。那是郑二副。有一天我在船舱里看那本《普通心理学》，郑二副推门进来，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亮了亮封面。他在我的床头又看见一本《犯罪心理学》，吸溜着鹰钩鼻子，拿起那本书来翻弄了两下，流露出阴阳怪气的神情。显然，他们把这些事当成怀疑理由汇报了调查组。
林队长自以为敲山震虎说：
“听说你在看一本书，《犯罪心理学》，有这事吧？”
我之所以记得我在年轻时看过一些心理学著作，多半和这次谈话给我造成强烈印象有关。我坦率地承认：
“正在看。”
林队长一副抓住狐狸尾巴的神情，他也许非常得意自己这种迂回战术；
“你为什么要看《犯罪心理学》呢？”
“怎么？不能看吗？图书室借的，新华书店买的，高兴看就看。看《犯罪心理学》犯法吗？”
我这时出奇的镇静。因为说到底，我心里非常塌实。我对林队长自以为是的嘴脸十分鄙视，我不相信他能从我嘴里挖出他所要的东西。
林队长对我的顶撞十分恼火，恶狠狠地大声吼道：
“你不要放肆！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
我说：“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吧！”
调查组里那个年纪稍长的人在一旁插话：
“小伙子，你要配合，为你自己的前途想想。你这样顶撞，不管是不是你的事，对你今后有什么好处呢？”
这倒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在生活中一向是温顺的，胆小听话不爱惹事。如果要是顺着这条线往下捋，没准我就把事实真相说了。但是，林队长一味采取高压的态势，把我惹急了，我便激烈、傲然，难以驾驭，倔强得像一头山羊。山羊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因为它本来是一种温驯的动物，但是倘若起脾气，顶起角来，那是宁折不弯的。我对调查组的纠缠感到恼怒、气忿，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固执中夹杂着一丝轻蔑。
调查组跟我蘑菇了半天，始终没有套出我的话，这使林队长坚定地认为这件事就是我做的。他开始采取强攻，以不容置疑的态度，说：
“这件事就是你做的！已经有人揭是你做的。”
讹诈！一股无名火陡地窜上脑门。如果说世间有什么最卑鄙的事，那就是对一个无辜的人实行讹诈。我激忿地嚷叫起来：
“没有的事！你们不要诬陷好人。”
“这么说，是冤枉你啦？”
那个曾经是校友的小书记员察言观色地给主子帮腔。他那嘲讽的语调令我生气，我看也不看他一眼，对林队长说：
“当然是冤枉。……”
小书记员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跟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小人物一样，他很自负，喜欢拿高大庄严的事物装点门面。以为那样一来便很容易将对手压服。他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冤枉一个好人呢？”
这小子，翻脸无情不说，竟装出一副凛然正气，形而上学地拿这等大帽子吓人。我要答不上来，就等于我在污蔑社会主义。喜欢拿大帽子吓人，也许这是当时人们的通病。可是从辩论技巧上说，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因为我一下子抓到了一个攻击利器，我一时由着自己的意气，愤愤然伸手在茶几上拍了一板：
“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冤案吗？堂堂国家主席还被冤屈致死！怎么没有冤案？”
茶几上的三只杯子猛然一跳，茶水泼出一些。
第二十五章（3、背黑锅）
我这一炮把他打哑了。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家刚刚为主席平反昭雪，开了追悼大会，我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一下子把对手镇住了。他努力狡辩：
“那是……文革……”
我冷笑了。
这时，林队长呼地一声站起来，白净的面皮像撒了花椒粉一样好看：
“好啊！你！你竟敢拍桌子，我还没有拍桌子，你竟敢拍。你，你好大胆子！……”
我这时也有点后怕，只是反复叨咕：
“我没有干，那事不是我干的。”
林队长大概终于意识到，栽定是我干的确实有些牵强。他也平息了一下火气，重新坐下来，转而用了温和的语气向我了解情况，要我说出究竟是谁干的？
“你一定知道，”他很精明的指出。
然而，我什么也不说：
“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走出政委室时候，我是气昂昂的。
这一场审讯，表面上看来我是大获全胜。他们被我拍了桌子，还不敢像他们恐吓的那样，把我带到岸上交给公安局，只能草草收兵。
当我年轻时候，每回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很痛快。以为我保护了自己和朋友，取得了胜利。其实，富于生活阅历的人们不难看出来，我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牺牲者。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如同我做了那件坏事一样严重，甚至比屈打成招，受点冤枉还要坏。
几年后，我自以为已经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点儿成绩。那时候，曹志高已经上调公司团委，向团委书记推荐我去采写公司“十佳青年”人物通讯。我不辱使命，两个月写出十篇报告文学，频频表在企业报以及《南京团讯》、《南京日报》上；我还给公司工会写过一个根据我在《海员文艺》上表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活报剧，参加职工文艺汇演得了奖。这些成绩使至少三家单位产生过商调我的意愿，但是全被船队坚决地挡住了。我是在商调之事已经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才听到此类传闻的。一位给我透露这些消息的船干不了解我在锚机事件中跟领导拍桌子的旧闻，奇怪地问我：
“你跟船队领导哪来那么深的过结啊？长航报，共青团市委，公司工会都想要你，可是都叫船队堵回去了。还说了你一大通坏话。”
这就是我拍桌子的报偿了。那些上调的好事对于一名青年水手来说，无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许整个人生轨迹由此生改变，亦未可知。可是这一切都因为一个本来与我无关的事件被黑掉了。
我写完那些报告文学呀，活报剧呀，就像一块被用过的破抹布又给扔回到船上。
重新评价这一场斗争，我在其中扮演的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不管过程如何，对我来说，结果都是失败。曹志高曾劝我：
“如果你知道是谁干的，不要替人背黑锅。如果是你自己干的，承认要趁早。”
我承认他说的是金玉良言。我没有照他说的做，后果我已经承担。但是如果我照他说的去做，出卖毛红光，我的良心上就有一块污点永远抹不掉。毛红光那恐惧而绝望的眼神会成为我睡眠中的一个噩梦。
船，终于拔锚启航了，虽然还是没有查明真相。
晚上，在二楼餐厅看电视，是朱逄博演唱会，她演唱了一叫做《小树》的台湾民谣。我沿着歌词展现的情景，仿佛看见一颗小树在风雨中飘摇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蓦然受到深深的感动，刹那间眼圈红了起来。
毛红光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偶尔与我的目光相遇，马上低下头去，他在心理上防卫着，怕敢跟我谈论此事。因为有些事一旦挑开了就很难收口。我理解他的担心，事实上我们此后一次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小不点有一种替人受过的委屈，因为他始终是重点嫌疑对象。他觉得受了别人的牵累，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与我们说话。
这件事拆散了我们三人之间的友谊。
第二十六章（1、东方红九号）
第二十六章
这条叙述的长河终于流经“东九”这个地方。我微微地有些兴奋。因为在“东九”，我品尝过太多的酸甜苦辣，记忆储藏在这个点上生爆炸。
“东九”是一条报废的船，它原是叫做“东方红九号”的客轮，因为老旧，退出营运，被拖到南京栖霞山江边，简单地改造一下，成了为船员服务的工作站，或者叫“基地”。因为它丧失了原有气派和功能，似乎也就担当不起“东方红九号”这样的称呼，它在船员们嘴里缩减为两个字――“东九”。
“东九”工作船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设在二楼中部走廊拐角上的传达室，一个是设在三楼船艏部的图书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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