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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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阅读
    哲学家与恶作剧者形而上和超形而上学家于身,确信大师文章充满密码,需要解读,或者梦到其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吗?科耶夫本人是否直这样认为?他是否在他的黑格尔导读第二版补充的个注解中,终于承认在“最近的次日本旅行”后,他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为什么日本血统的美国人福山没有汲取他在忏悔中的所有结果?就是说,通过奇怪的否认,福山怎么能只用寥寥几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29章末尾提到科耶夫令人费解和美丽的篇章?在东京,在日本这个最卓越的后历史国家,这个唯的以“进行了几乎300年之久的生活在历史终结时代的实验”闻名的社会中,在观察了日本能剧插花艺术茶道这些不同寻常的文明符号,这些“日本人自大的无与伦比的顶峰”后,冥想之余,难道科耶夫不是得出结论认为,这个炒冷饭的工作,这个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这种和“自我”的斗争黑格而认为,所有这些,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还将继续下去吗?科耶夫的观点转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历史终结的观念瓦解,那么历史事件开始抬头。如果时间终结没有意义,那么另个就产生它自己的意义。如果另个和事件重回历史舞台,那么恐怖主义再次成为这可能的赌注,这阴暗的力量,这强烈和有时致命的消极性,这挑战。

    最后,个不全是黑格尔的论点,但却是后黑格尔或超黑格尔的:让我们暂时假设,黑格尔的确说了这些。让我们假设绝对精神的新纪元事实上将开始,并且它的主要特点将是巨大的合二为的机器它被称为辩证法停止运转。那么将有这样的时候,福山所描绘的那些空洞的无目的的事件将发生,并缓慢地流入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中。但相反,难道我们不应该预见到,正是由于不再有任何辩证法欢迎它们进入它的母体和从它们那里,像从优良黑麦中那样,提取有益的带来好运的积极因素,将导致这些事件实际上变得更为尖锐更难化解不可能被压制更为棘手?因为历史终结的开始意味着不是时间终结的开始,而是时间存在的种新的方式,并且这新方式的第个特征是事物将不再被系统地包括转换最后化减,我们是否应期待更含义不明,但也更黑暗无法解决或估量的突发事件?正是因为历史已经终结,这些事件将带有种史无前例和尖锐的激进性?换句话说,是否全部的黑格尔主义的悖论,它的保证后事件的后历史的宣告,赋予种前所未有的能量种裂变的暴力股力量?难道只有我们把这些后事件向它们将要发生的世界发出的不详最后通牒形容为本质上“悲剧性”——这种超级大事的准确含义,既是形而下也是形而上,举例来说,就是对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我们才能定义它们?

    文前相关第23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5

    这样我们回到恐怖主义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假定,把这两种思想和哲学这两个系列的政治和理论观点混合起来。

    让我们假定,把福山和亨廷顿对立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对的两种体系中存在的相互对称的并恰恰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相互补充的短视针锋相对。换句话说,让我们假定,我们决定把这两种互为反对的哲学放在旁——让我们假定,我们决定摒弃这两类说服力不同的话语,但10余年来它们共同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磁场,很可能刺激和推动了“9·11”后犯下的认知分析和战略错误。

    通过前面两个系列的反对理由和它们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结合,通过认为历史终结是个笑话个幻觉个理性的假象个哲学的仲冬夜的梦个诡计,文明之间的战争则是另个笑话另个幻觉反射,时间对它不可能的死亡的报复,个滑稽的权宜念头,个幻想,个维特根斯坦已经在斯宾格勒谴责过的“假说的迦弗农”的新的甚至更差的版本,我们可以推论如下:

    与福山体系所宣称的相反,历史比人类更有想象力,并从未停止制造它的新人物和新战争;但这些战争不是亨廷顿看到的出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文明战争。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亨廷顿的引发历史再次骤起并更加生机勃勃的理论相反,因为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假如需要提到,也不同于先是霍布斯和尼采,然后是斯宾格勒和卡尔·施密特的体系,他们认为冲突不是因为赤裸裸的利益,而是世界观和理念的不同;是的,但只有当你补充说今天唯举足轻重的理念战争,唯有意义的文化或世界观的冲突,不是在美国和伊斯兰之间,甚至也不是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而是在这其他地方的心脏地带,在伊斯兰教的边界内,是以马苏德和塔利班为代表的两种伊斯兰教的冲突。

    这是个政治的反对理由。

    因为它放松已经套住并使美国意识形态更为强硬僵化的两套重要话语体系的束缚,这是我们得以抓住复杂现实的头绪的唯立场。

    对我来说,这是过去10年我努力阐明的立场,从对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非洲被遗忘战争的战场所进行的调查开始。

    但这特别是美国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来自左翼,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左翼——这是美国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的历程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方便起见,也许出于无知,我把他们归在迈克尔·沃尔泽的名下。

    通过沃尔泽有关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重要著作,我认识了他。

    这本书在阿富汗战争期间陪伴了我——那悲惨的第次阿富汗战争,那场在1980年代初苏联肆意蹂躏潘杰希尔峡谷和喀布尔的非武装农民的战争。时至今日,即使是事后,我仍然无法彻底理解他们的极度野蛮,即使当我了解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当年被我们称为穆斯林游击队的继承人。

    10年后,在波斯尼亚悲剧的中心,当面对个被“那些扔炸弹的人和遭受炸弹袭击的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用沃尔泽的话说的世界,然后面对难以容忍的“斯雷布列尼察之辱”还是他的话,它们无比贴切,我再次发现了这本书。你需要得到些帮助去思考这矛盾修饰法——场道德上必要的战争的概念,以使自己从基于原则鼓吹战争的错误辩论中超脱出来,辩论发生在或许业已是亨廷顿的观点与死不悔改的和平主义之间,后者或许属于福山的信徒。

    今天,在我心里,沃尔泽特别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的作者。他的些有关国际总体形势特别是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发表在多种,以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敌视布什的右翼政府,以及——无论这个提法今天还有多大意义——全球化左倾为特征的出版物上。

    他处于个知识分子星系的中心,我无法准确勾勒这个星系的不断转变的轮廓——我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否这样看自己,如果是,在哪种程度上;然而,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星系产生的涉及基本问题的概念正在我们只有将其称为亨廷顿-福山的体系中制造裂痕。首先,它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最常见的淡化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犯罪的放任推诿和委婉的文化决裂。沃尔泽再重复道,恐怖主义,既不是穷人的武器,也不是受压迫者的报复真正的穷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没有产生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想想非洲。他坚持认为,恐怖主义不是那些已经用尽了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并推进其正义事业的人的最后手段“9·11”正好发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妥协战略取得成果的进程中——戴维营,2001年塔巴会议。至于那种认为美国人咎由自取的观点,那种心术不正的分析——认为由于美国人自己的罪恶,他们是现在使自己遭受罪恶袭击的真正源头,更是冒犯加无知,无耻加愚蠢。谈到这里,为什么把种族主义归罪黑人,把反犹主义归罪犹太人?为何不循着这可恶的逻辑得出结论,宣称受害者永远在任何地方为他们自己的被害负责?

    文前相关第24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6

    其次,沃尔泽唾弃了另外种陈词滥调。看上去矛盾的是这论调和上面的分析有联系,因为正是对淡化恐怖主义的拒绝对放纵和推诿文化的厌恶不去深入探究邪恶的原因和方式的决定,趋向于产生这种论调。他唾弃那种认为昙花现的恐怖主义没有理性或逻辑,没有任何理由,终归只是系列孤立简单病态和绝望的行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符合已知的克劳塞维茨的有魅力的法则。沃尔泽反驳道,没有什么比传播甚广的“后克劳塞维茨”恐怖主义理念更明确的了;因为恐怖主义者也许没有个克劳塞维茨用词意义上的“靶子”——这正是盲目袭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的原则——但克劳塞维茨还有另外个词来表示靶子和目标。根据克劳塞维茨所言,你也许没有个靶子,但你也许仍然有个目标,它的名字即是“战略”目标;恐怖主义分子难道不是有个目标,或甚至个双重目标,它方面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在伊斯兰世界内的战争,另方面是让他们憎恨的自由城市里的生活更不可行更难以喘息?沃尔泽解释道,你需要把本·拉登想象为个战略家;你需要想象他在其藏身处的那刻他说这“难以重建”,但他十分肯定这“确实发生”,他与其群同谋“围桌”而坐,“讨论必须做什么”,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冷酷地选择了大规模谋杀。你需要劳永逸地习惯于恐怖主义包含战略性的超克劳塞维茨的层面。

    还有,远非对恐怖主义去历史化,也不是把它减低成为布什在“9·11”之夜所说的“突然袭击我们城市天空”的某种晴天霹雳,沃尔泽和他的朋友们——这里,我特别想到了保罗·伯曼的著作和研究——对把恐怖主义还原到它背景中有巨大和决定性的功劳。它真正的背景。它更大的背景。米兰·昆德拉说,非地区性的背景对正确欣赏文学至关重要,我确信,这也是把历史现象恢复到其适当规模的唯框架。伊斯兰?是的,当然,伊斯兰,伯曼说。但也是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培育了阿拉伯复兴党创始人基督徒米歇尔·阿法克的些信念。穆斯林兄弟会的先知库特布,明确地阐明要遵循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利希斯·卡瑞尔的优生学。该运动的发起者巴纳从不掩饰他对褐衫党的“相当大的崇拜”。然后,非常坦率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暴力崇拜热爱死亡,那种只能用血来写历史的思想——这恐怖的灾难剧曾加速了欧洲的毁灭,如今在毒害本·拉登的追随者。我们明白,在读伯曼的时候,这现象既陌生又熟悉。我们感到人类同时离我们这么遥远又这么近——野蛮人,当然,但怪诞地酷似我们的野蛮人,是我们幽灵的野蛮人,他们从我们最坏的品质,最隐秘最羞耻的方面汲取力量。换句话,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正在这里应对个古老革命的新阶段,这场革命承继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今以本·拉登分子的死亡小组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当代转世现身。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仅是这些著作最起码的功劳——在这场对抗中,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并不像有些人愿意相信的那样完全贫瘠,他们通过把恐怖主义局限在其有限的背景中,把它变成个不透明的不可理喻的结果是无法治愈的现象。我们并非如此贫瘠,因为,从我们此前的遭遇,从我们与这只怪兽的过去化身作斗争的代价高昂但无可否认的胜利中,我们继承了个丰富的准备好再次用于作战的武器库:它叫做反极权主义。

    也许这些作者之间的共性比我倾向于认为的要少。

    也许使他们分开的——在这个或那个领域——比使他们团结的因素更有实质性。

    也许我应该考虑到那封题为为何而战的著名“美国来信”,这封信紧接着阿富汗战争之后发表,60多位学者在信上签名,包括福山亨廷顿,以及沃尔泽!

    也许我应该把这封信与“另类左派”——作家乔姆斯基维达尔博伊尔和桑塔格是其代表——的令人瞩目的自我表达进行比较。两周后,在题为美国公民致他们的欧洲朋友的第二封信中,他们努力证明反对恐怖主义正义战争的主张站不住脚。

    文前相关第25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7

    简言之,毫无疑问,美国知识界的面貌比我在完成对当前状况所做的暂时的不完整的评估时所感到的更为复杂多层面和矛盾——也许我在想象,在梦想,这“第三种体系”被赋予种超凡的力量,它能超越亨廷顿和福山合伙起来的反对。

    尽管如此。

    在这系列的姿态中,有些强大而不同寻常的东西。

    在这系列著作中,有个真实的理论企图,去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思想发动的攻击。

    在思想和文字领地,其范围从沃尔泽自己的杂志异议到新共和,的确,远不止于此,有种知识分子的狂热马蚤动或创新,我们在欧洲对此无所知,结果这成了此次考察的极大意外。

    我的结论是:也许因为他们遭此厄运,这次,发现他们处在前线;也许因为他们有如此可怕的经历,仅这次,遭受了比他们欧洲盟友更惨烈的肉体上的袭击;也许也因为他们得益于种意识形态传统,不像我们被早期的向专制制度屈服而致残;也许,换句话说,在这方面,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隐藏羞于见人的东西,不需要为放任红色或褐色法西斯主义的漫长历史祓魔驱邪:这些美国知识分子正当其任,他们处在思考这第三波法西斯主义这第三代法西斯主义的最好位置。

    或许,有个保留。

    我仍然需要介绍个细微差别,个对这情景的异议。

    在我看来,似乎沿着这种思考得出它自己的结论,完成这条思路,充分探讨这种对于恐怖事件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解读,我们还需要反思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的间接影响。

    在我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关于这个罪恶与恐怖的年代或关于我们如何从中摆脱出来的真正的反思,可以省却对其他三种现象的分析,这些目前呈现的现象就是虐待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

    这是揭疮疤。

    不想有何权利?给任何人上课,我有种奇特而又持久的印象,就是在这三个领域,这些同样的知识分子,这些美国反极权主义左派的发言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看法最不令人信服。

    关于阿布格莱布,关于国民警卫队虐待毫无防御和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伊拉克拘禁者,迈克尔·沃尔泽的确评论道,这违反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除他而外,如果我们想再与法国做个比较,例如,如果我们同意重新翻开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及其所犯下的国家罪行的档案,这也许会使美国看上去好些:方面,审查制度,报纸被查封,我们的记者被侵扰或被投入监狱,贿赂法国官员,使他们至今已达40多年来缄口不言;另方面,消息不胫而走,西摩·赫希的报道刊登在所有新闻网上,虐囚图像出现在互联网上,高层官员马上承认事实,个伟大的透明时刻,堂民主课。即便如此,美国是否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的严重性有所交代?美国是否已经审视自己的良心,这对理解那些残暴景象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是否已经承认,特别是,何以解释这些带着照相机咧嘴大笑的男女,他们好像在夏令营或在狩猎探险,在对他们自己的囚犯进行羞辱和人格侮辱时,彼此拍照?美国是否已经反思——早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很久以前,早在那些照片很久以前,在美国社会最隐秘的地方,在它与自身的暴力或“敌人”文化的亲密关系中——是什么把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不带任何错误感地变成了施虐者?为什么,简而言之,在这同样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中,在这群不会受对共和党政府敌意牵制的有思想的人当中——恰恰相反——美国没有把自己提升到像圣战者的攻击那样的全神贯注的高度,为什么没有出现些类似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她的文章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曝光后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幸地下降,因为作者此前宣扬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勇气”

    关塔那摩。当然,关塔那摩引起了美国反专制主义左翼的义愤。当然,我遇到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表达了他们反对这座非传统监狱在关塔那摩湾在这个国家的边缘存在。但对愤怒的表达多多少少有着激进的方式。如果我听到许多我的受访者告诉我,关塔那摩达不到任何目的,如果我读过许多文章,报道这样个事实,即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真的只是些小人物,最非同寻常的杀人犯被秘密囚禁在更令人发指的监狱中,处在与美国结盟的流氓国家的监视下。换句话说,如果明显流行的是合适性和成效性的主题,我很少听到另个关键问题被提及,个纯粹的原则问题,它来自这样个没有法律,没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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