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馆老板没有发脾气，雅泽克只得转出来，瞧见路边一个值勤的警察。这是一个好对象，警察平日总无事找他麻烦。雅泽克走进旁边一家餐馆吃快餐，顺便盘算如何下手，一辆警车偏偏在这时开来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泽克在街上转久了，觉得尿急，进了公厕。 有个少年在里面，雅泽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这少年生了气，雅泽克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实现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意念了。这个少年偏偏没有生气，只是木呆呆地看着雅泽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泽克无意中来到的士站，身边有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车，的士司机拒载，雅泽克觉得正好送来了一个杀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说要去两个酒鬼要去的地方。车到郊外，雅泽克取出准备好的绳子勒司机的脖子，再用榔头击打。司机挣扎，想喊叫，雅泽克越勒越紧，令他喊不出来，只发出“咯、咯、咯”的怪声。过一会没有声了，雅泽克以为已经死了，拖他到河边，又听见他发出咕咕噜噜的求饶声。 雅泽克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这个人的头，才没有声了。 雅泽克觉得杀一个人真累。 雅泽克的辩护律师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见习律师，人民法庭安排他为雅泽克辩护。自从走进法院那天起，他就觉得，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他学法律本来是为了逃避孤单。好些人以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会不会有孤单，其实不然。许多人都很孤单。人们生活得不诚实，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报纸上经常说“亲如一家”的社会中的孤单。见习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以为做律师可以接触各种人，可以避免孤单，变得诚实一些。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张胶片的两面，生活在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贴在一起，见习律师想通过律师这个行业去接触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见到的人——比如雅泽克这样的人。 见习律师到监房去看雅泽克，了解他杀人的动机。 雅泽克沉默了一阵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与妹妹关系最好。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十分活泼可爱。一天晚上，她被汽车碾死了。开车的司机是雅泽克的熟人，那天他们还一起喝酒。那司机饮酒太多，醉醺醺开车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泽克的生活感觉变得晕黄起来，他觉得生活可恨，要找一个人报仇。 “十诫”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旧约》也记着太多的杀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实际说的是“不可没有理由地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间断过。雅泽克从小就经常看到一卡车一卡车胸前挂着“反革命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边的沙滩去枪毙，从小就经常看小说和电影中讲杀敌人如何伟大、光荣。 从小看到大，已经习惯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犯人是用步枪子弹打脑袋，有的人民手里捧着一盆清水，等步枪子弹打开脑袋盖后，就跑上去把反革命犯的脑花放在水里过一下趁热吃，说是特别补脑。雅泽克觉得杀人没有什么好惊奇，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杀人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颂扬。枪毙一个反革命犯，他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 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 如果有人侵犯和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杀这个人的理由就是正当的了。雅泽克觉得为了自己的妹妹杀一个人是有理由的，为这事他想了好久。他没有想到的是，杀死一个人好难，他用那根工业用的专用绳子勒那司机好久都不死…… 见习律师觉得自己碰到的纯粹是一个个人性情的问题。 见习律师从法学院学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识，在生活中碰触到的却是人的偶然性情。面临考验的不是运用法理知识处理实际个案的技能，而是运用法理条文的人的良知。雅泽克杀人案让见习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信心，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的法理问题：对谁做到公正？ 对谁公正是一个伦理问题。 雅泽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是想说，一个杀人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如何由各种偶然的随机因素积聚起来的。如果他想说，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无意义。个体性情的随机杀人与司法制度的依法杀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杀人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杀掉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的杀人是仪式化的（经常有公审大会一类的仪式），雅泽克被处决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镜头把刑前的司法仪式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仪式过程慢慢触摸人们的心，看看冷漠的伦理意识是否会惊颤。 也许，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应该追究的是雅泽克杀人行为的非个人因素。如果雅泽克的杀人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及其制度教化的结果，他的这一个人行为就是制度化杀人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正当性不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只承认“人民”这个空洞指称的生命权利，民主专政的教化对人的惩罚依据的是个人生命之外的历史道义，这种制度的教化让人习惯了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仪式化地处决了杀人犯雅泽克，而雅泽克的杀人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教化的结果。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提出的实际问题是，随机地形成的个体性情是无法追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见习律师感到自己面对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一个伦理案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把一桩杀人案件变成了一桩个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过见习律师的角色），让人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人民民主制度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但这种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 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是人民伦理社会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冷漠的根本原因。 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着意抨击人民民主的国家伦理，他关注的不是政治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在人民民主的道德化世界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个体的伦理思想和感觉的死亡。基斯洛夫斯基想通过电影叙事思考自己时代的伦理处境，电影语言是他思想的表达媒介：“我把电影当作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职业。电影对我而言是思想。” 这里具体指的伦理思想，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首先就是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的感受力。＆nbsp＆nbsp 平安夜我该与谁在一起？（《十诫》之三）
圣诞节快来了。被冰雪封存的大街显出人为的暖和气氛，烛火和长青藤把因寒冷而独自蜷缩的人们重新聚在一起。雅努什是个出租车司机，他提前收工，准备和妻子、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过一个暖和的平安夜。 雅努什的妻子性情温和、质朴，对夫妻生活没有诗意化的想象和奢求。她感觉到雅努什并非像小说或电影中描写的那样戏剧化地爱她，但她清楚，雅努什是个责任感很强的男人，她并不对这种更多基于责任而非爱情的婚姻提出异议。 不必问为什么他们要结婚，偶然的情感差错也会导致一个婚姻。他们已经一起生活多年，相互体贴，从这种生活中滋育出的两个人的共同感情，可能比戏剧化的爱情更为幸福。 天快黑时，雅努什同妻子去教堂做平安夜弥撒。 教堂里挤满了人。 在昏黄的烛光相伴着的平安夜轻缓而温厚的歌声中，雅努什感到一双恳求的目光穿过人群和烛光，像垂死者伸出的手臂紧紧地缠抱着他。顺着这目光雅努什看到了艾娃温涩、含情而又忧郁的眼睛，这些还只是那目光的含意中的一小部分。那目光有平安夜的祝福，更有在这平安夜伤心的哀求，甚至还带有几分思想死亡的含意。 雅努什同艾娃分手已经好几年，各自结了婚，再没有见过面。艾娃的丈夫很爱她，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艾娃却没有非要同他一起生活的愿望。她无法忍耐没有令身心颤然的爱情但不乏温暖的婚姻生活，同丈夫分居了。 艾娃对孤单特别敏感，总想有一个可以向他诉说的男人。对艾娃来说，两个人的生活中诉说的时间是主要的，示爱的时间总被夸张，其实占据的生活时间很少，重要的是诉说的陪伴，这才叫做有一个所爱的男人睡在身边。她的丈夫一大弱点就是没有耐性听她的倾诉，所以，艾娃不时打电话同雅努什聊天，向他倾诉有来由和没有来由的不安。 节日是人们共在的时间，对于敏感的艾娃，这样的时间是特别不幸的时间，孤单就像教堂外面的冰雪一样寒冷地剜割她的心。那投向雅努什的目光荡涤了眼前的弥撒气氛，其中分明有绝望的悲情在不容推开地恳求：要同雅努什一起过这个平安夜。 雅努什把目光从艾娃脸上移开，想逃避或者说推开艾娃的恳求。雅努什不是没有读出艾娃目光中孤单的痛苦，而是为了婚姻的责任，不得不对自己过去曾经爱过的人的恳求视而不见。 回到家里，平安夜的家庭欢聚就要开始：夫妻之间，父子、母子之间会有种种游戏和温情时光。担心艾娃会打电话来，雅努什截断了电话线。 门铃响了。 雅努什下楼打开大门。 艾娃站在寒雪纷飞的门外，说她丈夫今早突然失踪了，问雅努什可不可以开车带她去找寻。 答应还是不答应？为什么雅努什得离开家庭的平安夜，去帮过去的恋人？ 艾娃的丈夫失踪了，她可以向警察局求助。雅努什不是警察局，不管公共事务。艾娃的请求只是一个私人的请求，雅努什有什么理由答应艾娃？ 雅努什犹豫片刻，答应了艾娃的请求。 他觉得自己是出于对过去的感情的责任答应艾娃的。 可是，有这样的责任吗？ 责任在这里既没有道德依据，也没有法理依据，也许只是一个使某种情感合法化的理由。况且，尽到对艾娃的责任，又如何可能尽到对妻子的责任？ 雅努什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以前的恋人向他求助找寻失踪的丈夫？妻子会不会认为雅努什还爱着艾娃？ 雅努什当然不觉得是。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大片暧昧的领域，很难明确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雅努什同艾娃有过一段情，这段情过去后，留下一种暧昧的感情，像稀释了的血。雅努什清楚记得与艾娃分手的原因——无法忍受她没完没了的抱怨。艾娃对生活品质要求很苛刻，她既觉得只有雅努什才能给她带来幸福，又觉得他在生活细节上不能符合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没完没了的抱怨磨损了爱情。 也许，雅努什看到艾娃站在寒夜的雪地里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推开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甚至对妻子的感情。 在这平安夜，责任与同情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哪一个责任更重要？ 他回到楼上对妻子说，邻居看见有人偷了他的车子，得去警察局找。雅努什依从同情，对责任撒了谎，或者说因这一责任对另一责任撒了谎。无论因为什么，他撒谎对吗？ 雅努什载艾娃上路，去警察局、医院。一路上艾娃不停地说话，分析丈夫的可能去处，想方设法把丈夫的失踪弄成一宗悬案，与雅努什一起追究。平安夜的街市，人车两空，只有雅努什与艾娃驱车寻找一个虚构的失踪者。雅努什其实心里明白，艾娃的丈夫不是失踪了，而是早与她分居了。雅努什没有戳破艾娃的谎话，那会伤害她在寒冬的节日里的孤单。有好几次，雅努什觉得不耐烦了，觉得不能为了陪伴艾娃，让妻子在孤单中度过平安夜。对艾娃的同情成了雅努什对妻子的无情。艾娃也清楚，雅努什与她驱车寻找丈夫是出于同情。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忍受同情。有的女人把同情视为侮辱，把责任视为伤害。艾娃不是这种女人，她只需要自己所爱的男人能陪伴自己。 这两个人在一个虚构的理由中一起度过了平安夜，他们寻找到的，对艾娃来说，是同雅努什在一起的时光。天快亮时，艾娃对雅努什说：“一个人过平安夜很难，我已经连续三年一个人过平安夜了。今年实在不行了。我跟自己打赌，如果把你留在身边直到早上七点，就可以活过来。” 时间正好七点，艾娃从衣袋里摸出两粒毒药，扔在地上，用脚踩碎。雅努什在教堂中看到的思想死亡的目光是真的。 雅努什回到家。为平安夜的欢聚准备的一切原封未动，妻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雅努什把头靠在妻子的肩上，妻子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他抱住，仿佛需要安慰的不是她，而是雅努什，需要道歉的不是雅努什，而是她。她谅解他。 妻子的谅解并不让雅努什释然，他觉得对不起她。其实，雅努什答应艾娃陪她找寻谎称失踪的丈夫，也不是同情，而是谅解，知道她撒谎而谅解她的处境。在这个平安夜，如果雅努什不能谅解艾娃的撒谎，她一定吞了那两粒毒药。谅解是对人性的脆弱的体谅，谅解比同情、责任都难，谅解才能解开情感的缠结。 如果雅努什不答应艾娃，艾娃会谅解吗？如果她能谅解，就不会敲雅努什家的门了。谅解是一种明智的心性，这种心性是性情的结果，不是可以习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类似的伦理困境过于偶然，纯属例外，根本就不必在意。然而，伦理困境被看做例外，是由于道德规则的存在。道德规范安排了一个抽象的生活秩序，具体的生活自身就显得是不断产生的例外。生活中的伦理困境其实才是真实的道德生活本身，不是道德规范在活着，而是具体的个人在活着。正如有了法律规范就有了犯罪，有了道德规范就有了道德困境。 人在具体生活中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便人尽力想要尽到。自由主义伦理学承认生活中充满伦理困境，就是不承认生活织体本身是按道德戒律编织起来的。对于律法论或决疑论的伦理学来说，不存在两难伦理处境。关注、正视生活中细微的两难伦理处境——像雅努什遇到的那样，是自由主义道德意识的首要品质。在一个伦理国家中，个体的人并不需要独自面临伦理困境，有各级党组织可以依靠，如果你不愿意依靠，各级党组织也会非要你依靠。如果撇开伦理国家的道德秩序，只是设想个人的道德处境，那么，伦理问题就是个体人与一个复杂、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性情关系问题。《十诫》中的人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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