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要理解并成功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就需要理解人们童年的痛苦经历，尤其是要在家庭的心理动力之中去理解。 当然，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变化，不能只靠对童年经历的了解。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对童年被埋没的这一面的不断认识，已经成为现代意识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童年的经历，在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时，就会抛开那些虐待性和暴力性的“指令”。于是他们对个人和公共领域的统治和野蛮就会有更多的认识（或曰更少的否认）。最重要的是，从昏昏噩噩接受长期以来建立人际关系的痛苦方法中觉醒过来，便会意识到由统治的等级所导致的长期痛苦是可以改变的。 近年来，意识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由于妇女权利和儿童权利基层组织的努力（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话题），也由于大众传媒和法律对横行肆虐的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暴力的关注，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制度都发生了更为迅速的变革。家庭疗法和自助运动的流行，说明“以控制为基础的无用家庭”（也就是统治关系家庭）已经全面崩溃，这也加速了上述变革的发生。男人和女人越来越反对固定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虽然这种反抗遭到强烈的抵制，但它们仍然使上述变革不断地加速发展。 但是，技术和经济变革动摇了现有的家庭制度、信念和行为，对所有形式的暴力和虐待——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性方面的——的挑战不断增加，同时，技术和经济的急剧变革也带来了巨大压力。技术变革不仅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错位，而且由于统治关系精英们竭力维护甚至强化他们的统治，贫富差距在全球扩大，这导致了更大的不安定和贫困。那些曾经目睹自己的父辈将烦恼和愤怒向那些无力自卫者发泄的人，这时尤其容易在个人和公共领域施行更大的暴力，寻找替罪羊。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专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和其他政治、经济中固有的暴力和虐待，而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古老的仇恨和恐惧又在死灰复燃——譬如，对美国少数民族和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的迁怒，使（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族人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族内族外暴力，以及东西方宗教原教旨主义危及生灵的恐怖主义。同样，大众媒体终于将打老婆、打孩子和儿童x虐待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公之于众，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未成年母亲将自己的疑惑和压抑，不自觉地而又暴力地发泄到她们的宝宝身上，弃儿和得不到良好照料的儿童加入歹徒之“家”，把自己的痛苦向同伙和社会发泄。 因此，一方面，当我们今天进入当代意识革命的步伐空前迅速的时期中时，人民大众已经不再认为暴力和虐待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越来越注重反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和虐待——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dshw）和安妮？威尔逊？谢弗（nne wilson schef）的畅销书和奥普拉？温弗雷德（oprh winfrey）的脱口秀都能证明这一点，人们在那里公开谈论原来他们自己羞于承认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越迅猛，统治关系精英们就越是想方设法维护甚至扩展他们的权力，于是冲突、剥夺、不安定和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向那些历来无力的人群的发泄，也就更加变本加厉，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里都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受文化的熏陶，眼里只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人更是这样。 总之，伙伴关系的发展加速了，统治关系的抵制也会增强。包含暴力和虐待的制度要竭力夺回自己的权力，其最徒劳的表现之一，就是加剧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最近突然出现许多男人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最后又自杀的事件，其起因只是因为妇女不愿意再维持受虐待的关系了。 对不断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强烈抵制，也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回归“传统家庭价值”运动——这只不过是对专制、男性统治的家长制家庭所给予的一种新叫法而已。这种家庭的目的就是要使男孩和女孩学会服从家长的命令，不论这些命令多么地不公平，多么地缺少爱意。这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宗教团体，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领袖的鬼话，认为男尊女卑是天意。别人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又这样告诉我们，声称回归男性为主的家庭里“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关系，是治疗所有社会弊病的方法——可是研究表明，与孩子的成长（包括他或她的犯罪可能性）关系更密切的，不是父母双全，而是其他因素，如经济压力、父母受教育的水平、同伴的压力，以及儿童成长的大环境。此外，与人们的成见正相反，职业母亲对孩子的生活的关心，并不比没职业的母亲少。 其实，要恢复以统治为基础的宗教权力运动，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我们会看到，上千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制度要求对性和妇女施行严格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它对变革的抵制有时并不明显，但同样具有欺骗性——有时，它们就像让人意识不到的催眠术一样，在心理上和性上对我们所有的人施加影响。＆nbsp＆nbsp
个人、社会与性的变革
这一切必须从性与我们所有的制度和价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本书第二编的主题讲起：与统治的性关系做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如何融入了当代意识革命的第二阶段。因为建立在父母通过强制和恐吓而控制儿童肉体的基础上的亲子关系，使人们适应了统治关系的社会，建立在女人受控于男人的基础上的性的社会构成，同样使人们认为一个或一群人受控于其他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影响又会再度作用于最基本的肉体层次，通过更多的苦乐——随之便是关爱和伤害——不分的因素，这正是统治关系而非伙伴关系的性的精髓。 其实，育儿方式和性行为方式并非毫无联系。我们将看到，有些人由于经历了家庭、伙伴群体以及其他童年经历的社会化，以至认为建立在强制和恐惧之上的等级是自然而然的，因而这些人也经常将统治和服从用于性行为方面。但是——这很重要，而且是文化转型理论中的关键因素——这并不是说成年人就不可能改变态度、行为和关系。 现代精神病学的整个前提就是，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行为和关系是不健康的，就会在生命的任何时刻有意识地、努力地改变它们。许多人都谈到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我们改变个人的态度、行为和关系时，我们是如何获得了自觉改变社会的力量——而社会变革又进一步支持了个人的改变。而且，尽管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很早就注意到性在人类行为和人格结构中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威尔海姆？莱希（wilhelm reich）、赫尔伯特？ 马尔库塞（herbert mrcuse）和其他少数几位学者研究了性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但是，即使他们也有所疏忽，他们所忽略的东西，只出现在女权主义的分析中：性的社会构成与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社会构成是不可分割的，它们都影响着所有的社会制度，也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然而，这些早期学者虽然认识到对性的扭曲和压抑是专制社会的基础，他们的认识毕竟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性态度和性行为的改变在个人和社会的治疗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我们的性经历与我们童年的早期经历一样，从最根本的肉体层面影响着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要详加探讨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将考察一次真正的性革命究竟能为我们的将来带来什么个人和社会的希望。但是，在此之前，我要澄清关于六七十年代所谓现代性革命的几个错误概念。 首先，西方历史并非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而是有那么几个时期，性态度和性行为在某些圈子里，相对而言，非常自由。 其次，西方对传统性道德的现代反叛，从重要的几个方面说，远在六七十年代之前就开始了。譬如。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妇女，如田纳西？卡尔佛林（tennessee clfflin）和弗吉尼亚？伍德哈尔（virgini woodhull），向男女的双重性标准发起诘难，以此同广泛的社会指责相对抗。在20世纪第一个年代，更有亚里山德拉？科伦泰（lexndr kolonti）和埃玛？科尔德曼（emm coldmn）那样的女性，将新的性关系写入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同一时代，玛格丽特？桑格（mrgret snger）不屈服于政府的马蚤扰和监禁，从而使美国接受了避孕。20世纪20年代，后来被称为性解放的潮流在艺术界和知识界尤为兴盛。即使在性（和社会）相对保守的20世纪50年代，也有阿尔弗雷德？金赛（lfred kinsey）进行了开拓性的性学研究。 第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远非仅仅是放松对性的束缚。其中确有这样的因素，譬如在公共场合谈论性突然得到接受，许多男人和“好”女人开始公开“未婚”同居，西方突然出现了一种性的反文化，使得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年纪较大的人，过起了以前所谓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也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马斯特斯（willim msters）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 johnson）开天辟地的研究表明，女人和男人一样想要而且能够得到性享受；对性的双重标准好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男欢女爱逐渐“走出了密室”；避孕，包括避孕药，不仅合法了，而且在市场上大量出售；堕胎不再是犯罪。也是在这20年里，女权主义对统治关系的性关系所做的批判——尤其是对将女性肉体非人化、物体化为男人“性工具”的批判——播下了新的性意识的种子，这是像苏姗？布朗米勒（susn brownmiller）、苏姗？格里芬（susn griffin）、贝尔？胡克（bell hooks）、劳拉？莱德勒（lur lederer）、罗宾？莫根（robin morgn）、艾德丽安？里奇（drienne rich）和格洛利亚？斯泰纳姆（glori steinem）这样的女人，以及像享利？布拉德（hrry brod）、唐？萨博（don sbo）和约翰？斯托尔坦伯格（john stoltenberg）这样的男人努力的结果。 由于性受到普通人和学者的高度关注，我们就能看出一些趋势。一是许多女人和男人逐渐地开始摒弃性——尤其是寻欢作乐的性——不是健康有益而是肮脏罪恶这样的观点。二是越来越多的女人在性上获得了独立：自由选择如何性茭以及与谁性茭，是否要孩子等。三是越来越多的女人在努力地找回性快乐的权利，最终抛弃了（宗教和世俗都支持的）性活跃的女人就是“坏女人”或“荡妇”的观念。四是异性性行为不是惟一“正常”的性行为的观点，越来越普及，一些男女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同性恋。五是性行为逐渐脱去了神秘的外衣——这导致了许多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的神话的崩塌，譬如认为自蔚是有害行为，女人比男人更为好色，女人喜欢强jian，只有男人才想要而且能真正享受性（统治关系神话向来是这样的自相矛盾）。 70年代过去，八九十到来，又有一些重要变革发生。女人的童贞不再被普遍地看作是为男人准备的结婚大奖，于是女人和男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和情人——即使不再是情人，也还可以是朋友。同时，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对男性“摘野花”或毫无感情的一夜风流的传统模式，产生了怀疑——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男人也开始对此发生了怀疑。虽然性教育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但是性教育终于开始进入学校的课程之中。关于避孕的教育也开始普及，这一部分是由于未成年怀孕的人数增加及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造成，但是这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教会女人和男人在性和感情上得到更大满足的书刊和文章日益激增。人们开始探索性与灵的联系，企图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这在所谓“新时代”的圈子里尤其普遍。 但是，也有方向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是滛秽材料大量出现，将性描述为机械的、毫无感情的活动，其中毫无关爱，甚至不把对方当人看。另一种趋势，便是对性的这种描述，也扩散到电视中和广大的电影市场上，只不过不是那么赤裸裸而已。还有一种趋势，即性现在越来越与统治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说女性或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对他们的遭遇乐在其中——我们将看到，它不是现代性“解放”的产物（经常有人这样归罪），而是包含于古代宗教和世俗的统治关系传统之中的东西。此外，现实生活中的性暴力也有所增加——当然，有关强jian的数据的激增，也反映出强jian报案率的提高，因为人们开始将强jian当作暴力犯罪，而不是由于受害者着装或行为不检点而招致了别人的性冲动。 也有时候，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性反叛取代了改变权力不平衡的真正努力。例如，时下得到许可的（福柯认为简直是泛滥的）关于性的社会话语，大多是由医学、精神病学，以及新近出现的性学“专家”控制的，他们的说教——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就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说成完全正常的关系。而且，这种泛滥的关于性的话语，还常常变成滛秽语言，表现孩子气的反叛，于是这种话语充其量不过是青春期以前的男孩子的“脏话”，只会进一步使性变得下贱。不仅如此，这个新开放的性论坛常常还出现一些词汇和形象，不仅糟贱女人和性，而且将最粗鲁的性暴力当成好的、男人气概的乐趣加以赞美。拥有成千上万年轻听众的摇滚歌词，就是这样。同样，与繁殖无关的性是正常和健康的这种观点，常常被用作一种借口，打着性解放的旗号，强迫他人性茭，不管对方是否愿意。＆nbsp＆nbsp
为性、意识和我们的未来而斗争
所有这一切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使我们能够斩断缠绕我们的性混乱和动荡的一切观念。到目前为止，被笼统地归入“性革命”之中的，其实有一部分是统治关系在性方面的反革命。 对此我要反复强调。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很容易在性（或其他什么东西）解放的掩护下，更有效地统治那些失去社会力量的人。从性以外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自由企业”常常是烟雾弹，掩盖着对经济上的无力群体，如少数人群和妇女的统治与剥削。在性关系中当然也能看到这一点，“性解放”常常导致更残酷的性掠夺，因为男人常常仅仅因为带女人出去吃了一顿饭或看了一次戏，就强迫女人为他提供性服务——有时（譬如，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约会强jian”中），女人被迫与男人性茭。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在第一编中就涉及到的问题：统治关系的篡改机制——盗用和歪曲伙伴关系社会潮流，以维护或重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不仅在现代性革命，甚至在现代意识革命的第一阶段中，篡改的问题就已时常出现。譬如，启蒙运动中许多重要的思想突破，经篡改成为一种使压迫和破坏更有效的学说——稍后，我们会再次谈及这个问题。现代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如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理论，经篡改成为统治关系政治和经济复辟的帮凶。就连对统治关系信念、神话和陈规的最重要的解构，也被篡改成了对所有标准和价值的虚无的攻击——这反而把大门向那些企图重新将统治关系标准和价值强加给我们的人开得更大了，那些标准和价值属于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与专制的彻底决裂尚未形成的那个时代。（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与专制的过去的彻底决裂，而这些标准和价值属于这种决裂尚未形成的时代。） 今天，最能看清这种复辟趋势的，是原教旨主义右派，以及那些似乎被宗教领袖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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