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不是支持人们最终将群j定为战争罪，相反，保罗二世却为那些受到侵犯的妇女祈祷，希望她们不要做人工流产。＆nbsp＆nbsp
人口、避孕与人工流产
说来很可悲，那些以各种神圣的名义，自称为绝对的道德权威的男子（如果是教皇，那就还要加上绝对正确），却如此地不了解人民的实际生活——由于他们权势极大，这点儿小事自然不会让他们觉得良心不安。他们也不是有意跟人民过不去。世界上各大宗教都以减轻人民的苦难为己任。因此，富于情感的男女才向往宗教生活，尤其敬佩那些给人民提供食物、创办学校、孤儿院和医院的宗教团体。可惜，宗教一旦和政治高层领导勾结在一起，这些行动本身便掺入了野蛮和麻木不仁——譬如，教会派出的传教团在美洲成为奴役甚至灭绝“异教的”印第安人的工具。许多事例证明，这些宗教所宣扬的“传统的性道德”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阻碍各国和全世界制订讲道德的政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没有搞好计划生育，世界人口每年增长9000万。倘若继续以这样的速率增长，预计在1985年至2000年这15年间，世界人口将增加15亿（100年前世界总人口也就这么多），而到21世纪末，人口将达到100至14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如今，世界上这56亿人口已经给地球造成了很大负担，而那时人口将是现在的两倍多。人口这种呈指数的增长已经造成森林和耕地的毁坏，使许多物种灭绝，并严重污染了地球的空气和水。人口过剩也是内战和征服性战争的主要起因。在工业发达地区，不算太快的人口增长在高消费的共同作用下，也会危及有限的世界资源。不仅如此，地球上人口过剩最严重的地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幼儿（也有成年男女）眼睁睁地饿死。饥饿、贫困和疾病最严重的地方（譬如，撒哈拉非洲）也是妇女最不易计划生育的地方。 因此，以任何人道的、理性的标准来看，尽一切可能迅速降低出生率，才是当今世界世俗和宗教领袖们的最高道德——如果考虑到那些未实行避孕和人工流产的地区，妇女们被迫生下孩子又根本没法养活，因此，母婴死亡率高踞世界之首，世界领袖们就更加责无旁贷。但是，这些位于世界宗教权力之巅的男人，不去努力推广安全有效的节育手段和性教育，反倒极力反对这些措施，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们中最好的也充其量只是消极地任其自生自灭。譬如，民意测验显示，美国87％的天主教徒认为夫妻应该自主选择是否避孕，83％的人认为教会应该同意使用避孕套，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但是，雷蒙德？博兰主教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天主教主教大会上却硬说，教会反对避孕的立场有《福音书》为据——其实《福音书》里压根就没提这档子事。 有时，他们也老调重弹，譬如美国穆斯林会议的法里德？奴曼（freed nu-mn）就说，“这件事归上帝管”，因为“如果人口真的多到了地球无法承受的地步，自然秩序当会通过饥荒和疾病之类加以调节”。教皇近年的说法，则是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根本不会造成环境问题，说惟一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消费，改善财富分配”。其实，这两种办法都行得通——事实上，天主教会重要的官方声明也提到应该更公正地分配财富，而梵蒂冈却一直没有重新分配其巨额财富，曾参加过这类基层斗争的教士可以作证。但是，教皇的言论却一直在积极支持许多天主教国家里反对这样做的人。 尽管人口专家指出降低人口增长（以及人工流产）的惟一途径是解放妇女，教育妇女，使之在作母亲之外还有其他选择，但是——像教皇这样有权有势的宗教领袖却从未支持过妇女平等。梵蒂冈反倒一如既往地说避孕与女权主义是一条藤上的两个恶瓜。于是，天主教会与美国组织严密的新教原教旨主义团体沆瀣一气，不仅不遗余力地阻止计划生育，而且还不遗余力地阻挠提高妇女的地位——教皇于1994年就曾宣布，妇女担任神职的事连提也不要提。 反对女权主义和提倡生育的宗教力量还真发生了不小的作用。1985年，美国政府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该组织为妇女儿童提供保健，并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人口信息和帮助。里根和布什政权有计划地剥夺美国妇女受到宪法保护的人工流产权，同时禁止美国出钱支持提供计划生育和保健服务的组织。 推动这一切的人听信了教会当局的话，还以为自己在保护生命。但是，就像统治关系的宗教注重的不是现世的生命，而是遥远的来世的生命一样，反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们看重的仅仅是出生以前和死亡以后的生命——他们把生前和死后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譬如，研究表明，美国顽固地反对人工流产的政客大部分也反对控制枪支，他们赞成对康斯托拉斯（constrs）的军事援助，还赞成削减保健、教育和福利基金（甚至连学校为困难生提供的午餐也要砍掉）——可见，他们对离开娘胎的人的生命有多么漠视。他们无视现实：他们看不到对大多数妇女来说，人工流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看不到以法律禁止人工流产只能使它成为犯罪，却不能阻止它。 即使认为胚胎和卵子精子一样，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我就这么认为），也不能说人工流产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是，女权主义神学家r. r. 卢瑟指出，只有“改善环境，使妇女不再被迫怀孕”，才能真正减少人工流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取消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那里的人工流产率却不断下降，因为那里不仅广泛推广了避孕和性教育，而且政府还制订了养育儿童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与之相反，不允许人工流产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人工流产并没有被阻止——反而成为高生育死亡率的一个主要原因。譬如，哥伦比亚1/4的孕妇通过非法人流终止怀孕，造成该国生育死亡率高达60％。 总之，减少人流，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剩，最迫切的是要制订政策，使妇女有选择生育的自由，并摆脱维持男性控制所需要的传统束缚。然而，这样的政策恰恰违背了传统的性别“常规”，这种“常规”根本就是为了男性能控制女性而设计的。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世界首脑济济一堂，商讨如何阻止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以及世界上许多地区愈演愈烈的贫困化。由于梵蒂冈从中作梗，一项研究安全避孕方法的提议没有通过，所有关于计划生育的提议也没有得到重视。梵蒂冈之所以能够阻止人们把人口过剩当作破坏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以认真考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南半球领导人担心人口问题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掩盖北半球过度消费和经济不公正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不过，梵蒂冈反计划生育的行动能够得逞，是因为它成功地建起了一条统一战线：与梵蒂冈站在一起强烈反对真正改变妇女的“传统”角色的不仅有许多天主教国家，还有许多穆斯林国家。 也正是这样一条统一战线，使得梵蒂冈得以在1994年于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上与其他势力联手打出“道德”的旗号，转移媒体对全世界由于缺乏保健和计划生育而遭受苦难的妇女儿童的关注——而且忽视了国际性的人kou交流所指出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都与世界上人口呈天文数字的增长有直接关系。＆nbsp＆nbsp
道德、统治与责任感
说到这儿，我要插入一点：我之所以老是盯着天主教会不放，是因为它在西方历史上的势力非常强大，还因为我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居住多年，对它比较了解——但是，决不是因为这种对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在天主教会中才存在。世界上那些身居高位却用道貌岸然的词汇（诸如道德或爱国主义）为鼓励生育的政策辩护的人，当然不止教皇保罗二世一人。 今日，世界上有诸多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只会给地球带来灾难。但是，诸如此类的政策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教皇，据说他担心若承认有一条教义不正确，就会降低宗教的威信——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知道教会反对伽利略的发现错了，而教会非要花好几百年才承认的缘故。地球面临人口危机，而政策却在不断地鼓励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领袖人物（不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控制的人口越多，其权力越大——如果那位领袖只需对人们的所思所为指手划脚却不用对其结果负责，那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上许多宗教领袖至今如此，他们拥有神权，充当着道德权威，而在民主社会里，这早已不能成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了。 责任感问题——确切地说是缺乏责任感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一个制度里只有自下而上的单方面责任，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如何能有公正的道德呢？而统治关系社会组织只需要这样的道德，“上级”从来不用对“下级”负责——这种“下级”可能是某个男子的妻子、孩子（旧时代还包括奴隶），也可能是某位男子世俗或精神王国里的“臣民”或“羔羊”。 戴维？洛伊在《道德转变》和其他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种关于道德转变的新理论。通过对比统治关系的道德和伙伴关系的道德，他探究了其中最根本的不道德。他还指出这种统治关系的道德观——以及其中对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双重标准——在我们中间至今存在，其主要功能就是反复地向无权者灌输，服从统治，甚至帮着别人治自己就是惟一的道德。 这种“道德”往往在政治关系中被当作借口，对那些反抗野蛮和不公正的统治的行为实行暴力镇压——这一招非常灵验，尽管那些实施这种暴力的兵士和警察，很多就是从要求更多政治责任感的群体中招募的。它在经济关系中也有类似的用场，教会和国家正是以之为借口，纵容有钱人及其走狗（往往出自经济上受剥削的群体）压制为争取经济上更大的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任何要求有钱人多负责任而改变现存经济状况的企图。在性关系中，这种“传统道德”使妇女被名正言顺地剥夺了自由和平等，甚至使针对妇女的暴力也变得名正言顺。被统治群体中的成员再一次在“道德”的幌子下成为实施对自己统治的工具——譬如，“有德的”女子对那些被视为过于性解放的女子侮辱谩骂，甚至进行惩罚，同时又替男子的性剥削找借口，甚至景仰备至。 从1993年震惊美国的一起性丑闻中可以看到这种性“道德”的影响有多大。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莱克伍德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信教者小圈子里。一群中学男生，大多数人爱打橄榄球，在一起搞了一次比赛：每同一个女孩儿发生性关系就得一分。事后一个男孩说，女孩在这里不过是一些数字。但是，据《人物》杂志题为《胴体统计者》的报道，当这些女孩子终于有人站出来告他们的时候，许多男孩的家长认为男孩子们不需承担什么责任，因为他们“不过是率性行事”，“真正的坏人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女孩”——贼倒喊起捉贼来了。有个男孩的父亲甚至当着记者的面夸自己的儿子“有种”。结果，那些男孩毫无悔改之意，像英雄般地回到学校，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而那些指控他们强jian和性马蚤扰的女孩反倒成了“荡妇”，有位女士甚至说她们是“垃圾”。 关于传统性道德的更大讽刺，是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天主教会的性丑闻。越来越多的人控诉教士和嫫嫫，甚至教会的高级官员——如后来辞职的新墨西哥大主教——有性马蚤扰行为。研究社会学的安德鲁？格里利（ndrew greeley）神父说（转引自《时代周刊》），仅在美国就有近10万儿童可能受到教士的性马蚤扰，而这数千名涉嫌性马蚤扰的男子在公众面前受到教会的庇护，既没有被开除教籍，也没有一人被送交世俗权力机构进行审判。但是，纸总归包不住火，教会最终只得承认，这些教士通常只是被转到另一个教区——于是，又有父母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们，还以为交到了安全、有爱心的人手里。 总之，教会尽管一再宣讲性道德，自己却与鸡j者和马蚤扰儿童的人串通一气，它保护的是这些人而不是教民的孩子。更有甚者，1993年一个叫做“60分”的电视节目里播出梵蒂冈派来解决这些性丑闻的发言人，他所关心的似乎仍然是如何“补救”教会的公共形象——即保护教会的等级制度及其权威，而不是如何追究袭击者的责任，保证妇女儿童的安全。 我一再强调，我们所说的并非单单天主教体系或其他宗教制度的问题。在所有严格的男性统治和专制制度中——不管是家庭、政治、经济还是宗教——都有这些问题，而梵蒂冈和原教旨主义团体至今仍采取这样的制度，它们是全世界自上而下实行专制统治的最后堡垒。 换言之，与性一样，问题并不在于宗教，而是统治关系的宗教。不幸的是，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组织形式源于统治关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宗教领袖历来就是通过强制和恐惧实行统治，或者与暴君勾结（如教会与康斯坦丁大帝的联盟），否则就会像耶酥那样，被视为对既成秩序的威胁。既然如此，也就难怪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譬如，耶酥的教诲）是责任感、同情和爱，而实际上这些往往被忽视、被歪曲，甚至那些成天将这些挂在嘴边的人也不例外。加之被社会化，以适应统治关系社会的男子一心以为关爱的道德是一种“柔弱”的教育，只需对女子进行，因此视之为女性，也就是缺少阳刚之气，而那种强制道德的暴烈教育更适合世俗和宗教中严格的父权所规定的男性模式。 而一些宗教领袖如今正企图通过强制的道德而不是关爱的道德——或者说作为伙伴关系的核心、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宗教之中心的爱、同情和责任感——来建立新的性道德。举个例子，尽管目前主流宗教对性道德的定义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但是，1991年长老派教会就人类的性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提议教会对性要更宽容一些，承认婚前性关系、两性性关系和同性性关系——只要这种关系符合“公正和爱”的原则。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把紧张、强制和惩罚的性道德甩在了后面，而接近了关爱、同情和责任感的性伦理。在同一份报告（题为《使灵与肉结合起来：性、精神与社会公正》）中，还提出了只有在“自我与他人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性自由。 在传统宗教体制内部出现这样的提议，这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诸如（由基督教和犹太教重要领导人组成的）“生育选择宗教联合会”和统一的“选择牧师会”也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1973年成立的“自由选择天主教”，他们宣扬采取非强制性手段，来降低全世界的出生率，并对天主教的官方教规作了根本的修改——它指出，天主教教规在历史上就曾多次改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奴隶制和高利贷的看法）。但是，在整个天主教范围内修改如此基本的教规不仅是为了改变梵蒂冈禁止人工避孕的立场，而且是对梵蒂冈专制地位的一次挑战，也是对梵蒂冈长期压制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力的反抗。＆nbsp＆nbsp
性标准、性政策与性教育
这些团体对教会当局直截了当的批评特别有意义，因为仅仅数百年或更短的时间以前，有些人曾因为远不如这样严重的事情而被冠之以异端罪名，被折磨致死。譬如，“自由选择天主教”的刊物《良知》，于1987年七、八月号刊登了一位妇女对教皇失职的大胆指责。文中写道，她要质问教皇“为何不到各国去阻止男人强jian妇女”，为何她在58年的天主教徒生涯中从未在布道时听到过此事，也不曾听到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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