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4）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今天，四季剧团要继续通过《李香兰》的公演，告诉21世纪的主人翁们那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
上海情感——许广平（1）
上海的女人广义上可以分为两种：本地女性和融入上海的外地女性。相对来说，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女性，大气，眼界开阔，自身素质极高。尤其是如今的国际女性人才大量流入上海，上海的本地女性如果不及时提升自身，就会被淘汰，失去价值。真正的上海女人会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进步，在各个领域发挥她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中国的早期，关于上海女人的情况和现在应该差不多，我们的许广平先生应该就是属于第二种。她是把自己和上海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 她扬弃了上海女人“花瓶式”的招牌形象，也没有那些留过学、干劲十足、一脸严肃的 “女强人”行为，更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流行的“广告女性”的特征；而有任其自由呼吸的事业空间，有女性温柔、娇媚、精干的特质，有上海女性特有的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机缘巧合 许广平, 笔名景宋, 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 许广平进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 1919年，许广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 1923年，许广平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 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 成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骨干, 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 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 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 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 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 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 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 发表了《同行者》一文, 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 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 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 与鲁迅携手同行, “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6年8月, 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 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 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 许广平任他的助教。4月15日, 广州的反动派进行了反革命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跟他形影不离的许广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上海新生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终于逃出来了。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鲁迅于1934年12月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1927年10月3日, 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其实，对于上海，鲁迅从来都不喜欢，来到这里，只是在无奈中的选择。也许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自己一直排斥的城市，容纳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个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兵荒马乱来说比较安宁的环境进行自己的创作。他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写作，继续用他那如匕首的笔揭露那个黑暗的社会。在这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许广平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鲁迅写作。这样，她一方面照顾家里，一方面还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为了支持和帮助鲁迅,许广平毅然决定辞去所有工作，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此时的许广平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此后，她不但一边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 还在空闲的时候替鲁迅查找有关资料, 抄写稿件,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一个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许广平的功劳：由于得到许广平的全力支持, 鲁迅后期10年的著作成绩, 远远超过了以前的20年。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 鲁迅在发表自己的译作时, 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在上海的时间里，鲁迅忙里偷闲，陪许广平到杭州度过了迟到的蜜月，并趁机寻访了杭州的另一个“鲁迅”。假鲁迅对鲁迅的敬仰和模仿，使鲁迅既感动又悲哀，原先的愤怒最终化为怜悯。在西湖边，鲁迅和许钦文等巧遇正在写生的青年画家陶元庆。陶元庆将刚出版的个人画册送与鲁迅，鲁迅看后十分喜欢，并建议陶元庆推广版画，因为当下的形势需要这种“武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2楼，许广平在3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了阴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岁月。
上海情感——许广平（2）
正是在那时的上海，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周海婴。 社会活动家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种夫妻合作、幸福美满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 1930年, 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高度紧张。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许广平曾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 许广平悲痛之余，还要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更多的是悲痛和愤恨。她自己也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她知道自己的爱人所从事的是刀口舔血的事业，但是她仍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一个惨痛的事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伤心之后，许广平终于从伤痛之中转醒过来。她决定要坚守鲁迅生前的使命，完成鲁迅的未竞之业。她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 于同年4月出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 留在上海未走。1938年4月, 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 由胡愈之发起, 许广平、郑振铎等20人组成“复社”, 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 编辑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20卷本）。同时, 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 还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刊杂志撰稿, 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 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对她严刑逼供。在一无所获后, 1942年3月1日，又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许广平遭此迫害，双腿已不良于行, 头发白了许多。 1946年秋, 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 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800余封整理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 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 并会见了中共驻北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 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 外地女人的海似情缘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18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21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备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她作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这个自己虽然不爱但却无辜的女性。 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当时，她跟鲁迅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作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情投意合，像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30多小时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坐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se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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