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有时，一生的际遇，只因为一时的机遇。 到了报社以后，她先做的是发行工作。估计是考虑到她是女性不适宜经常跑东跑西的原因，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她的志向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总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做了吧，还是得好好干。不过，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有空的时候她就写一些小的文章，并积极地向副刊投稿。 意外出现于几个月后。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此生苍茫——浦熙修（3）
初试锋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枝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滛无耻的高官。这种以记者身份断然揭露两方面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势力和国民党势力的打击。在这种夹缝中，浦熙修坚持自己的原则，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事实的真相。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后来，她因为坚持给香港的《文汇报》等写作“南京通讯”等文章被当局逮捕。 婚哀 直到1947年冬天，浦熙修的女儿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因为某些原因而离婚的消息。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也同情共产党。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
此生苍茫——浦熙修（4）
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和她的子女们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全国的解放；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还因为某些个人的问题而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成为一名受害者；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坚持了自己的新闻立场和信念，并将《文汇报》带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直到后来她因自己的信念而去世的时候，她仍然是自己信仰的忠实者。 后来的《中国新闻年鉴》在辑录新闻界人物时，提出了很多的标准，其中有四条是这样的：第一，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 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 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某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如果以此类条件来要求已经不在的浦熙修，似乎太苛刻，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以此来作为她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的准则，则是对她一生工作和坎坷经历的最好阐释。 桃花流水春去也，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功业化春风，世事皆练达，铸得名声在千古，何枉此世。 浦熙修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
繁花落尽——王人美（1）
在上海的电影史上，由黎锦晖所开创的明月歌舞团绝对是一个奇迹。 这个被称为“奇迹”的剧团不仅因为它开创了几十年前上海电影的新篇章，更因为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早已成为那个时代中国荧屏上的不朽神话。尽管明月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如意，但它所培养出来的人却是大放异彩。 王人美就是其中一个。 照片上的王人美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美人，但却绝对是上海滩上那种风情万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女人。有人说王人美的漂亮只适宜放在那时的上海滩，那是肯定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的美丽，这是不能强行改变和置喙的。正是这种时代化多样化的美丽，构成了美丽世界的新图景。所以人们对王人美的回忆应该也是对上海滩岁月的一种敬意吧。 明月的四大天王 1923年1月23日夜晚，上海广东路大来洋行屋顶上的奥邦斯电台开始广播。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播音，这新奇事物带给市民的惊喜可想而知。 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穿梭往来，造就了一批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她们中大都是影、歌两栖明星。同时，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们的服饰打扮也是新潮的。她们是上海摩登女性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群体。 王人美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实王人美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 王人美的父亲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毛泽东也曾经是他的学生。1914年12月，她出生在这个有着书香气息的家里，在她之前，王家已经有了6个儿女。王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在家里，她是绝对的中心和父母的宠儿。兄弟姐妹7人，她最小，不过她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恃宠而骄。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兄妹7个都很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满于世俗的纷争。7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此时王人美已经进了小学。她于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那时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蜇了一下，化脓成疾，竟然就这样去世。于是，没有父母的几个孩子遵循父亲以前的教导，开始加入了时代的队伍，也开始了人生的追求。尽管这追求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努力和毅力却是别人所没有的。王人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过她好像不太受家庭的影响，对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她只对自己的事情才会关心。她从小就有个好嗓门，经常在父亲面前表演一番。常年漂泊在外的兄长姐姐们也喜欢这个有些才气的小妹妹，经常带着她到处跑。就是这样，王人美逐渐养成了在外游荡学习的习惯。 1927年前后，去德国留学的大哥结识了周恩来和朱德。受到这两位先进人士的影响，她大哥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回到了国内，积极投身于各种救国救亡活动。不过遗憾的是，他经常生病，最后终于一病不起，未能报效祖国就病故了。她的二哥王人路和三个姐姐都参加过北伐军。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屠杀革命党，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有些革命的家庭的，几兄妹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一起到上海去避一下风头。于是，二哥王人路就带了人美、人艺逃到上海，投奔曾经在中华书局同事的黎锦晖。此时的黎锦晖已经在着手兴办歌舞学校了。于是，人艺开始学弹曼德琳，人路经营布景服装，王人美则跟着黎锦晖学习歌舞。她进步很快，不久就进入中华歌舞学校，也就是后来组成的明月歌舞团，开始专业训练歌唱的技能。她学得快，嗓子亮，又能识谱，黎锦晖总是要她先试唱，然后让她当“小先生”。就这样，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兴趣终于在这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充分显示了她在演艺和歌唱方面的天赋。 1928年5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10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国家和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整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正是在这时候，王人美和她的姐妹们开始有了成就。 1929年美美女校改为中华歌舞团，她从此开始歌舞演出。她杰出的演技和优雅的习惯在演艺圈里是独一无二的。她用自己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去，散发出上海滩上从未有过的清新和雅致，也成为当时上海滩一道新的风景。不久，黎锦晖将他的歌舞学校改成了明月歌舞团，在这里，王人美更加如鱼得水。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上海歌唱的一种新的时尚。很快，她就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明月歌舞团“四大天王”之首，其余三位是黎莉莉、薛玲仙、胡笳。 当然，真正让王人美成为顶级的上海艺人并在此后风光无限的应该是她在电影中的杰出表现。 1932年联华影业公司拍《野玫瑰》，孙瑜编导，孙瑜慧眼识珠，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变为联华影业公司新片《野玫瑰》的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因为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是在演自己。她饰女主角野玫瑰，一举成名。她和黎莉莉一起拍摄歌舞片《银河双星》后，又与金焰合作《大路》等片，继而拍了彩色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和故事片《都会的早晨》、《春潮》等。1933年明月歌舞团改体，她便正式参加联华影业公司，成了联华签约演员。她那泼辣粗犷的性格和表演，使她获得了“野猫”的美称。
繁花落尽——王人美（2）
这之后，她真正开始了她这一生中的辉煌。 《渔光曲》 王人美的成功应该说是开始于当年的那部《野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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