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但他只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没有什么实权，能通通风报报信就不错了，何必去为难人家呢？……
几天后，有个同事告诉我，有一天他看见孙燕独自一人去了厂长室，听说她找了厂长，谈房子的事，要求分给我们三或四楼，她还提到了那个副市长，言下之意她和他比较熟，经常见面等等。
当时我并不相信这位同事的话。按我的了解，孙燕不会做这么大胆的事。回来后我问她，她也矢口否认。不过孙燕说，她请她那位年轻的领导向厂长打听过的，我们的房子好像在三楼。
接着孙燕又很后悔地说：我忘了让他打听一下，具体是哪一幢楼，因为１号楼靠马路，很吵的，３号楼最好了。
我说谁不想要３号楼？谁不想要三楼四楼？不能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一个人吧？……
说着说着，我们不知不觉就争吵起来，竟忘了在我们那个草棚里，你轻轻放个屁隔壁邻居都能听得真真切切。
自从传出我们要分新房的风声后，周围邻居就开始疏远我们了。
只有一个叫于海的老太好一些。为了证明她并不嫉妒我们，于海还经常偷偷跑来向我们通报消息。
于海是个离婚十多年的单身老妈，年纪才四十多岁，只不过看上去老得很厉害、像个老太罢了。当年离婚时，儿子判给了男方，现在儿子长大了，二十多岁了，他和老爸合不来，自愿住到老妈这儿来了，一个草棚子里，不知他们是怎么住的。再说，儿子也到了谈对象结婚的年龄，房子自然就成了燃眉之急。于海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
于海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她有个嫂子在省供销社当官儿，能搞到平价钢材，厂长曾跟于海许愿，假如她能为厂里搞到三十吨平价钢材，就可以作为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分到一小套新房。于海说，这两年她为厂里一共搞了三十三吨，可前几天她去找厂长问新房子的事，厂长的口气又变了，说房子少不了她的，这次赶不上还有下次，等等。
我们听了，都为于海打抱不平。可我们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假如我是厂长，我一定会……我想，至少我会做到说话算数吧？……再一想，也许正是我们把她的那套房子挤掉了……
于是我们面对于海，都低着头不敢看她，除了发出几声叹息以外，基本上一言不发……
我们以为于海会提出要求，让我们帮帮她的忙，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次副市长帮我们说了话，于海她不会不知道的……但幸好没有，于海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这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于海说，我们分房子是应该的。她还说，吴华（另一个邻居）背后去捣我们是不应该的。吴华得知我们要分一套中户，很不服气，他找到厂长，说他工龄比我们长，又是双职工，为什么连小套也分不到？厂长说，钟山是知识分子，还是业余作家，他应该分个大套，他还差一个写作的书房，可惜我们厂里目前条件还不够好，云云。
厂长的话让我们很感动，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厂长说的，但它在于海老太的嘴里说出来，就让我们够感动的了。
后来，厂长的这番话被更广泛的流传开来，终于传到了吴华老婆的耳朵里，吴华老婆一气之下和吴华离了婚。
当然这话说的并不准确，作为邻居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吴华老婆早就想和吴华离婚了，只不过为房子的事悬在那儿，假如吴华分不到新房子，那么这婚就离定了。
于海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邻居杨剑恨死我们了。杨剑有个舅舅是县经委的副主任，曾为分房的事出过面，据说原来的分房名单上有杨剑的名字，后来就没有了。于是杨剑认定是我们挤了他的房子。对此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们不想挤了任何人的房子。我们希望所有的邻居、同事、朋友都住上新房子。我们希望厂里所有的人都住上新房子。我们希望天下所有的穷人富人都住上他们称心如意的房子。
回想当年的那场分房之战，许多事情都让人大吃一惊，很多“老实人”都原形毕露了。比如我们的宣传科长，四十好几的人了，平时挺庄严、挺马列的，但那次为了能分到新房，不惜在厂长室胡闹，躺在地上打滚，惹得全厂人都在背后当笑话谈了半年。行政科长还编了个顺口溜说：
“宣传科长，台上马列主义直讲，要分房子找厂长，咣通往地上一躺，眼泪鼻涕直淌……”
这个顺口溜虽然编得不太高明，但通俗、易懂、有趣，所以它的普及程度很广，厂里近两千名职工，没有人不会讲的。
还有一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工人，为了分房，在胸口挂了只大牌子站在厂门口的围墙上，向大马路上的行人示众、演讲，牌子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大字：“厂长：要房子？还是要我的尸体？”……
还有个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中年女职工，实在没辙了，冲进厂长室抱住厂长，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脱裤子了，告你强jian我！……
还有的人天天扬言要学梁山好汉，去抢房子，但不知为什么，最后却没有实施。
……
当年在麻县，我就亲自采访过一个抢房的流血事件，写过一篇二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空间争夺战》。我一直认为这不算什么，因为比这更离奇、更残酷、规模更大的抢房事件肯定还有很多，但由于它发生在小小的麻县，就发生在你的身边，给你的感觉又不一般了。
概括地说，事件的来由是这样的：麻县邮电局的老局长培养了新局长，老局长离休后，新局长却不给老局长分房子，老局长一气之下，仗着自己是红军老干部，是“国宝”，决定去抢新局长的那套新房子，新局长也就不怕人家骂他忘恩负义了，决定大打出手，硬是用武力夺回了自己失守的阵地。
我们说它是一场“战争”并不过份，因为它有着“战争”的初步规模和特定形式，如侦察，如抢占，如围困，如攻打，如格斗……令人拍案称奇，又令人啼笑皆非。
实际上，争房之战已经演变成了“权力空间”的争夺和亮相，人们看到，整个社会被轻而易举地扯进了这张难解的网结之中……
说到“房屋战争”，我不禁联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段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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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2年，我到麻县工作不久。当时孙燕还没有调到麻县去，她还在江城的一家针织厂上班，住在江城文工团小院的一间宿舍里。这年江城要盖青年宫、少年宫大楼，地址选中了文工团小院，所有的住户要拆迁到郊区的李家大山。虽然地点不好，但平房换楼房，大家也都乐意。
让人意外的是，拆迁名单里却没有孙燕的名字。眼看左邻右舍都搬走了，小院里就剩下了孙燕一个人。妻子哭哭啼啼地打电报（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把我从麻县叫回来。我回来一看，原来的小院都推平了，左邻右舍的房子被拆得尘土飞扬，就剩下孙燕那间宿舍孤伶伶的、灰头灰脑地竖在废墟上，呈摇摇欲坠状。
我连忙去找文工团、文化局的领导，问怎么回事，领导回答说那间宿舍原来是分给孙燕的父亲的，她父亲调走后，他女儿就没有居住权了。我问：假如不拆迁呢？你们也赶她出来吗？领导回答说，不拆迁那就算了。对这个逻辑我深感奇怪。我又问：那现在你让她住哪里去呢？领导说，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妻子那间房子还顽强地竖在瓦砾堆里，它的周围挖了深深的墙脚沟，它没有电，也没有水。我们无法住在里面，我们只能每天来看它一眼，我们在等待它倒下，就像等待一个绝症病人的死亡。它之所以迟迟没有倒下，是因为屋里还有我们的一些旧家具，虽然不值什么钱，但那是私人财产──我们放风给领导说，只要私人财产受到侵犯，我们就起诉他。
当时团市委的一个女书记到处找我们，后来在我母亲家把我们找到了，她说起话来夸夸其谈，像在台上做报告，她说：你们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将来你们也会有下一代，你们要顾全大局，你们要为江城市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们着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你们不搬家，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就是影响了祖国的未来……我笑了起来，我说书记同志你搞错了，我们不是不想搬家，而是没处搬家，你给个地方，我连夜就搬！……
这位女书记当时二十五、六岁，正是朝气蓬勃、前途无量、感觉良好的时候，这位女强人后来一直没有结婚，可能是没找到比她更强的男人吧。当然这是后话了，与房子无关，不提也罢。
僵持到最后，还是文化局领导出面做工作，答应“借”给我们一个地方搬家，即让我们和一个姓钱的电工合住一套。
那套是一室半一厅，我们就借住在朝北约８平米的半室里，厅呀、厨房厕所什么的，都给姓钱的占满了。我们在半室里要么看书、写作，要么打牌解闷，要么就拥在一起睡觉，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就拿着饭盒到附近的钢铁厂去吃食堂，日子过得倒也快快乐乐，自由自在。
姓钱的那两口子倒是经常吵架，还打，开始大概怕我们听见，不好意思大吵大骂，后来可能憋不住了，也可能他们不把我们当外人了，打起架来，从卧室打到客厅，从客厅打到厨房，再打到厕所，还经常打到我们半室里来，要我们给他们评理。
记得有一次是为这么件事儿，小钱老婆要小钱到a摊买馄饨，小钱嫌a摊远，就在b摊买了，回来却汇报说是在a摊买的，小钱老婆一数馄饨的数目不对，只有15个，而a摊应是16个，于是就判定小钱骗了她，小钱发誓没有骗她，半路上他尝了一个，所以只剩下15个了，小钱老婆不信，要拉小钱去a摊对证，小钱不肯去，两人就只好打了起来……
小钱老婆是一家医院的护士，经常值晚班，这样一来，平时这套房子里就剩下小钱和孙燕了，小钱老婆对此特别不放心，经常找楂和小钱吵，还经常半夜三更回来“捉j”，指桑骂槐的，孙燕哪里受得了？于是她只好丢了江城，弃了房子，“逃”到苏北麻县去了。
小钱夫妇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完全占有了那套房子。不过听说，他们还是经常吵，小钱老婆把小钱赶到了那半室里睡，搞起了内部分居。两个人都扬言要离婚，但直到现在，据说还没有离掉。
第十三条婚规： 非房勿扰 情感危机
辣文 更新时间:2011-12-19 16:16:18 本章字数:3979
让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小钱夫妇的悲剧会在我们身上重演。
前面说过，麻县那套新房我住了两年就放弃了，当时我一个人调回江城，重新当起了单身汉。至于调动的原因，说起来是为了回老家，照顾老母亲，其实根子还是通到夫妻感情。如果说当初妻子从江城调到麻县是“异性相吸”的话，那么六年之后，我从麻县调回江城，大概只能解释为“同性相斥”了。
想想看，当初妻子调过来时，我们还一无所有；那么六年之后，当我决定从妻子身边调走时，基本的生活条件我们可以说都有了──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县城，我们都能算是“中产阶级”以上了。然而这又怎么样呢？事实是我们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失望……
其中的原因不必多说了，你只要记住这么一点就足够了：即这段感情的变化是在我们住进新房两年内的时间里完成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和妻子在经历了几年的感情危机和分居的考验后，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她又从麻县调回了江城──也就是说，我们一切又要从０开始了。
如前所述，我们住过集体宿舍，住过“烘房”，住过“水牢”，直到1995年，我们才住进了马家湾三楼的两室一厅。我想我们该知足了，或者说，该吸取那么一点教训了。
我的意思不是让大家不要换房子，正如我不抽烟，但不反对别人抽烟，说到底，做烟民和买房子都是支援国家建设，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房子是给人住的，而不是相反，人给房子住了。是吧？
……
1999年春节这天，我坐在电脑前想写一篇关于房子的小说。
我一个人在家（马家湾）。我和妻子又闹了一点别扭，说来惭愧，居然还是为了房子。
昨天的大年三十中午，我们一家三口去我母亲家吃团圆饭。在那儿，我们碰见了难得碰见的在税务局当官的姐夫。在饭桌上，孙燕三句话不到就谈起了运河路的房子，还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图纸，征求我姐夫的意见，问他认不认识人，能不能压点价等等。
在物质享受方面，我姐夫一直是孙燕追赶的对象，可赶起来总差那么一步。比如说，我姐夫早就是正科级了，眼下正往副处级冲刺，孙燕今年年底才刚刚混上个副科级。再说房子吧，今年我姐夫又换了一套新的，面积从85平米换到了118平米，从两室一厅换成了三室两厅，地点也换到了部队干休所大院内，房价还不贵，就十八万（他用原来的住房抵了十万，让我姐单位补贴了五万，剩下的三万目前还欠着，等于自己就花了五万元装潢钱）。
孙燕知道自己比不过他，就拿自己的领导、同事来和他比。比如她说他们某局长这次买房花了29万；某部长的房子仅装璜就花了15万，成了市领导的“样板工程”，等等。
谈到运河路的房子，她其实是一百二十个不满意的。她说六楼不好，想要五楼，不过五楼的价格太贵了，要1800呢。她又说面积88平米太小了，最好弄个100平米左右的，争取一步到位。
我姐夫问她准备了多少钱？她说，钱不够可以借，可以贷款，怕什么？还说，有什么文件规定，科级（含副科级）可以享受70～100平米标准的住房。
我姐夫说，现在取消了福利分房，所谓“标准”不过是给你一点购房补贴罢了，大钱还是要自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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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夫又问我，家里到底准备了多少钱？
我只好如实坦白，七七八八也就６万元左右，其中的4万是卖九里街房子的钱。
我姐夫听了，摇摇头说，这么点钱，买88平方都危险呢，还想买100……
孙燕抢过去说，我们把马家湾的房子卖了，不就够了？……
你知道，是否出卖“马家湾”，是我和妻子长期以来分歧最大的一点，也是我们为房子吵架的主要原因。
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出卖“马家湾”，我例举了很多理由，我说我住习惯了，那儿安静，还有一座宝盖山，等环境治理好了肯定会增值，再说儿子大了，应该留一套房子做做机动……
没等我把话说完，妻子突然就火了，孙燕她没头没脑地冲我来了一梭子：“说得好听，你还不是想为你自己做机动！你早就想跟我们分开了，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告诉你，你要是不卖马家湾，我们就各住各的，散伙！……”
说完，我的妻子孙燕就拎起她的小挎包气鼓鼓地走了。我母亲，还有我姐姐，连忙追了出去，又拖又拉的，希望她留下来。可我知道，按孙燕的脾气，她是不会留下来的。自从她当了副科长以后，她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可无论如何，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竟会在大年三十的饭桌上，当着大家的面，肆意展览她的脾气。
这顿年夜饭大家吃的闷闷不乐，尽管大家表面上笑呵呵的，尽量找一些笑话来说。
我不知不觉喝了不少酒，头昏昏的，饭也没吃，就进里屋睡觉去了。可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回马家湾自己的家里去，又怕妻子候个正着。我发现我竟然无处可去，无人可以诉说。我后悔我卖了九里街的房子，不然，我随时可以上那里去，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而现在，我只有寄希望于运河路了，我这么想，我只盼望那房子早点砌好，盼望她早点把它买下来，早点装璜好，早点搬进去住，好让我一个人留在马家湾，好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
……
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我想我应该遵守承诺，把九里街那套房子的情况补充介绍一下了。
前面说过，我从“水牢”搬出去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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