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急切地掏出岑蓉塞给他的小纸卷后。 那个小信封卷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支相当名贵的大头派克金笔。那笔虽说很旧了，但恰恰因此才特别珍贵。而且它的性能一点没有被时光磨损，写起字来依然流利而有劲。柯在和岑蓉同班时从来没看岑蓉用过，说不定是她父亲或外公的。总之，那是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为贵重的礼物。 她为什么要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是不是她觉得，不送给我反正也会让造反派抄走的？ 不见得吧？而且，她真的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这是柯后来反复考虑过的问题。但当时，萦绕在他心头的却是： 她家里人怎么肯让她把这支笔送给别人的？不会是她趁乱捞出来的吧？ 但不管怎么样，这支笔曾长期伴随着柯，见证着他的沉浮人生，抒写着他的苦辣酸甜。遗憾的是，在新近的一次搬家后，柯在自己那已然“扩容”到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心满意足地整理写字台时，发现那支笔不在笔筒中了。 ＊ 至于他和岑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当柯再一次见到岑蓉时，她显然已如大多数下放者一样回了原籍。 柯对此并不吃惊，微微有些吃惊的是，此时的她已是一个扮装得极其浓艳的中年妇人。她胖了也更有华贵相了，乡村的岁月并没有使她的肤色有何变化。还是那么白净，或许因为人胖了些，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皱纹。气质上也看不出有丝毫下放过的痕迹。耳朵后随着她身子的扭动而亮闪闪地晃悠的坠子，令柯一下子又看见了当年她毛衣上晃荡的红、黄、绿三个小绒球。 岑蓉一个人（为什么会是一个人？）在皮草部专心地比试皮大衣，没看见柯。 柯一认出她便掉转了脸，随后隐在立柱后，通过她试衣照着的镜子仔细审视了她一会儿，也再三犹豫了一会儿，尽管确认她身边并无丈夫之类同伴，但他终于还是决定不去认她。岑蓉的变化其实不算小，奇怪的是好像一点也没出乎柯的印象，似乎她从来就是在他眼皮底下这么演变来着。 而那天他也没有一点和她叙旧的冲动，甚至心里都没起多大波澜。似乎一切本当如此。 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个过程的。离去时柯这么想。
施虐与复仇（1）
如果打一个比方，柯的十五周岁是一页浓墨淋漓的狂草，那急风暴雨似的“文革”就在这一页上涂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柯的生命充斥着新奇却忧惧、无奈而剧烈的变化。突出的标志是他的并非高干的父母作为设计研究院的中层干部，也双双被打成走资派，双双剃了个阴阳头。 还没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父母每天进进出出都得在手上提着块写明自己是某某牛鬼蛇神的大木牌，有时还得加上顶硬纸糊就的尖顶高帽子——那是刚被批斗或游街回来，高帽子得自己保留着，以备次日别的造反派批斗时再用。至于臂上缠着标明身份的黑袖套，则必须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戴在衣袖上，否则将成为对抗革命的又一大罪状，轻则挨两个巴掌，重则随时又被揪上台去，开一场即兴批斗会，再乘一趟双臂后举、头揿成九十度的“喷气式”…… 父母的身份使刚刚够戴红卫兵袖章年龄的柯失去了梦寐以求的资格。柯终日躲在家中，被屈辱、自卑和不敢公开流露的悲愤啃噬着，并且，一听到“造反有理”的广播曲就心惊胆战。“造反有理”是劫夫谱曲（虽然他很快就失去了这种资格）的一系列毛主席语录歌中最具威力的一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文革”刚开始一段时间内，它天天不歇气地在设计研究院的主楼顶上咆哮。而只要它一吼起，柯和同为院里职员家属的同学或伙伴们的心就会拎起半天高，侧耳谛听是否与自己父母有关。因为这首曲子是院内各处、所、各帮派造反派们通知召开批斗本院或本处、所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前奏曲。不等它落音，肯定会响起内容大同小异、语音杀气腾腾的狂吠： 通知，通知，××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定于今天上午十点，在院部大礼堂召开揭发批斗走资派×××的大会，请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准时参加，勒令××研究所所有走资派和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保皇派准时到会陪斗…… 后来，柯的两个哥哥在跟着一伙造反派闹腾了一阵以后，被人家以黑五类子女为由开除。两人一气之下，留下张条子，结伴大串连去，而且一去多年不还。柯的父母起先还能收到他们寄自北京、广州、武汉、昆明等处的几封信，报告他们大串连的最新收获，随后就断了消息。他们到处打听，得到的信息有众多版本，不知该信哪一种为好。而柯最相信的是，他们最终从云南临沧偷渡出境，穿上了缅共军装，帮助缅甸人民抗击美帝去了。姐姐在这一年的年末初中毕业，被下放到郊县插队。她带着投身广阔天地的满怀豪情欢欢喜喜走了，她的父母却在家里暗自叹息。柯感到的则是越发的孤独和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忧伤。 现在想来，柯的无名焦虑主要缘于青春期的内在马蚤动和社会家庭环境剧变的双重挤压，而他又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缺乏基本的知识或理解。许多事他无助，在当时也绝不可能得到必要的帮助。 幸而，正如部队流行的名言“新兵怕炮，老兵怕枪”一样，柯在经历了头几个月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后，心理上习惯成自然，渐渐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等东西开始麻木起来。对于接二连三却没有多少新鲜内容的批斗父母的通知，他听了再也没了先前那种五雷轰顶的感觉，而且，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可玩或必须做的事情，他兴来之时也敢于跑到现场去观摩一番了。这部分原因是同院住着的几乎家家都有走资派，从心理上说，就比只有自家人被打倒要好受一些，同时，父母和同事们很快先镇定了下来，他们找来理发推子，相互把阴阳头剃成全秃，不仅显得体面一些，也使造反派失去了可揪之物。有时他们回到家中还相互交流一下挨斗的感受，传授一些如何对付的小窍门，得意处还嬉笑一番。在这种气氛影响下，柯的心情渐渐也就舒展了些。 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就本质而言，那段日子的滋味终究是不好受的，特别是看到批斗会上父母挨打或受体罚特别惨重的时候，尽管死命咬紧牙关，泪水还是汹涌地糊住了柯的双眼。 而柯自己，作为黑五类的家属，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判，但间接蒙受的屈辱、羞耻之多，也令他心灵战栗，创痕累累。 这些经历在当时由于心灵的自我保护机制吧，处于一种被麻木压抑了的状态，似乎越来越能适应它；而且随着时光流转，似乎也很快就淡化了。但多年后当他看到一些控诉纳粹题材的影片时，才恍然悟及，某些心灵的创伤是终身的、深刻而不可能完全愈合的。即便勉强被时光痂盖，稍一触碰即又痛彻骨髓，鲜血淋淋——自己少年时期的某种遭遇，和那些在集中营里戴着屈辱的徽标、失去自由、巴巴地望着铁栅外灰青色的长条状天空度日的犹太孩子们，心灵上蒙受的污垢和斑痕，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 武斗初定的那个国庆，占领院部的造反派们搞了台盛况空前的双庆会，庆祝国庆和他们的胜利。小小的院部礼堂上演了久违的歌舞演出。虽然都是些批斗走资派的活报剧及毛主席语录歌表演唱等大路货，偶然也有几个《十送红军》、《井冈山上太阳红》之类有点味道的节目。当然，更主要的是，人们尤其是荒在家中没学上的孩子们，已经很久不见这种太平景象了，所以小礼堂满满登登地，挤得水泄不通。
施虐与复仇（2）
柯和几个同院孩子还是设法从把门的学生腿间混了进去。 然而柯在热腾腾乱哄哄而挤满人头的走道上，踮起脚尖还没看清台上演的是什么，突然觉得身子在向上飘，同时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疼从耳根掠过脑门——他的耳朵被一个穿件旧军装、腰里还束着条宽皮带的高个子红卫兵牢牢揪住。 他哇哇地叫起来，本能地伸出双手拉那只手，却又被那人顺势把他一只胳膊拧到背后，连揪带拉地向小礼堂外送去。 放开我！ 柯愤怒而无助地尖叫着，双脚却不得不快速跟着他向外移动，否则耳朵就非被他揪下来不可。 滚出去！那人非但不放手，还大声斥骂着柯：你有什么资格混进来？ 我是家属！ 呸！你是什么家属？你老子是走资派，到现在还拒不认罪！ 礼堂过道两旁的座位上发出阵阵快意的嬉笑，有人跟着喊道： 原来是某某家的黑小子。对，对，赶出去，把他赶出去！ 柯停止了踢蹬，很快被揪出了礼堂并顺势一推，柯顺着台阶踉踉跄跄地冲下去，一个倒栽葱扑倒在台阶下。 他挣扎着回头一看，才发现那是个自己很面熟的学生干部，“文革”开始前他经常会提着些苹果或橘子罐头什么的，趁着天黑毕恭毕敬地来到他家。 是什么使他一下子成了这么个恶魔，还是他本来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是什么使那么多向来显得文质彬彬而温良恭俭让的知识分子、天之骄子们，一夜之间成了人伦尽丧、毫无理性的“造反派”、施虐者、偏执狂甚而还有杀人犯？ 柯不得而知。他默默爬起来，摸了摸耳朵，耳朵仍掉了似的火辣辣地疼痛不已。被水泥地碰破的鼻子也如水般流出鲜红的血来。柯愤怒地向那人吐出一口血水，不料那人竟又冲下台阶，向着他屁股就是一脚。柯哪是他的对手，只好掉头逃开去，身后响起那恶魔和看客们快意的狂笑……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温暖柯的记忆的，就有一个天使般的笑容。 那也是一个柯熟悉的学生，父亲叫他小何的，“文革”前也来过柯家。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是“文革”刚开始的一个夏夜。已经有《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北京传来，此地也开始有了些打倒、炮轰之类的噪音。而柯的父母虽然还没被触及皮肉，却已越来越紧地锁起了眉头。 那夜，柯和两个哥哥洗完澡，在院里的竹榻上乘凉，小何捧着个大西瓜来了。吃西瓜的时候，柯听他和父亲谈论中央“文革”、聂元梓的大字报等，还有些小何家里和研究院里的杂事。但他们的话都不多，言辞中分明都有一份异样的沉重。不过柯因此了解到一些关于小何的情况，知道他是个烈士遗孤，父母都是八路军，双双牺牲于一次突围中。小何是父母的战友领养大的。而那位继父在小何读大学后又死于车祸…… 那夜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小何再也没有来过柯家。但柯有一次在研究院的操场上看到一队头戴安全帽匆匆跑过的红卫兵，其中就有小何。 有一天深夜，柯家的门扇被人擂得咚咚山响，有人在唤父亲的名字，声音很凶地叫他赶快起来。 父亲起床的时候，柯也下了地。从开门的父亲身后，他一眼就看见门外站着的三个人中，站头前的就是小何。三个人都穿着一身军装，佩戴着红卫兵袖标，脸色冷硬，而且还人手一根白蜡棍。 小何看见父亲出来，头一歪，说了声：跟我们走。掉头就走。 父亲迟疑地迈着步子，小心地问小何能否告诉他为什么要跟他走？ 小何没有停步，语调稍稍放缓了些： 我代表××红卫兵总部，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父亲立刻低下头，一声不响地跟随他们出了院门。 母亲拉住了两个哥哥，却被柯趁机溜开去，跟在他们后面直到研究院大门口。暗夜中，他发现局面有了些变化。小何和那两个红卫兵一出家属院大门就放松了表情，再没有对父亲吆喝，反而将他围在中间，几个人凑在一起，边走边作窃窃私语状。 柯的心情为之一松，但因为听不到他们说的是什么，仍感到担忧，于是暗暗加快步子凑近他们身边。这时，小何一扭头看见了他： 你来干什么？ 柯低下头不作声。没想到小何非但没有训斥他，反而伸过手来，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并露齿一笑。 柯的心突地一跳。这种时候，小何的笑容虽然很内敛，但在昏黄的路灯下却显得分外灿烂，令柯浑身泛起一股暖流。 这时，父亲也看见了柯，忙叫他回去，并叫他转告母亲，他一点事儿也没有。 既然没事儿，为什么又深更半夜凶声凶气地把他带走呢？ 父亲一去好几天没回家。而当他回来时，神情比离家那夜更沮丧了。这时柯和家人才弄明白，父亲被小何他们带走后，一直住在小何他们那派红卫兵占据的大楼里。那夜，小何他们得到消息，与他们对立的一个造反派组织，要在第二天一大早，将父亲等十几名院里的“走资派”押送到市里的“工总司”关起来审查。那样的话，父亲不被整死，至少也要脱层皮。为了保护父亲，小何他们才以审查为名，抢先将他带至自己的总部。
施虐与复仇（3）
然而，没几天就被打成保皇派的小何终于没能保护住父亲。他们的红卫兵总部被对立派从市里请来的“工总司”纠察队砸了个稀巴烂。小何在楼道里拼命阻挡他们上冲时，被几个工人拦腰抱起，直接从四楼窗子里扔了下去。 据父亲后来说，小何还算命大，被几个学生抬进医院抢救过来后，成了截瘫并被送回了原籍。 从此，柯再也没见到过小何。但只要一想起他来，那个闷热而特异的夏夜里，小何那亲切的笑容，便会如天使的灵光般在他心头闪过。 ＊ 另一件直接受到父母株连的事情就发生在柯的家里。 那天母亲所里忽然来了一伙红卫兵抄家。家里已被父亲所里的红卫兵翻腾过两回了，因此他们除了搬走十来本别人不感兴趣的剩书，竟要把几张印着研究院字样的（原是按规定出租给干部的）书架、写字台和父母睡觉的大床强行抬走。 一直低首默立、任凭他们翻腾的母亲突然不安地挤上前去，并招呼瑟缩在门口偷望的柯道： 柯，他们要把单位发的大床抬走，你快来帮我把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柯挤到母亲身边，但见她迅速从翻卷的被絮下抽出手来，将一只半折的信封偷偷塞进柯的学生装口袋里，并暗暗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溜开去。 但这并没有逃过一双阴毒的眼睛。这双眼睛不动声色地黏在柯的背影上，直到他溜到门外的院子里，那双眼睛飞快地转到他的面前。 拿出来！一个冷冷的声音截断了他的去路。 拿什么？柯企图装糊涂。 拿出来！ 说着，那人一把拉开柯捂住袋子的手，把母亲塞进去的信封拿了出来。只见他手指一捻，快速看了看信封的内容，更快地将它塞进了自己的衣袋，大步向院门外走去。 你还我！柯追上去，在院门口一把揪住那人的后衣。 放手！那人一巴掌打开柯的手：你竟敢帮黑帮分子转移黑材料？小心我批斗你！ 不是！我家没有黑材料。 我已经拿到了。 那不是黑材料！ 就是黑材料！ 你打开来看，肯定不是黑材料！ 滚吧你！急于脱身的那人狠狠将柯推倒在地，砰一声关上院门溜之大吉。 事后，柯从母亲那儿知道，那个信封里是她暗藏在棉絮下的两百块钱…… 自己的遭遇倒也罢了，特别令他伤痛的还是父母的遭遇。 有一回，他去给被宣布关两天禁闭的母亲送晚饭。母亲被关禁闭的原因是她在“天天读”时背不准一段毛主席语录。而说是关禁闭，实质却是和一帮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们一起，从早到晚在所部楼前用双手拔草。说是拔草，实质又是一种体罚，因为不管年纪多大，身体如何，一律不许坐着拔，只许跪着或蹲着，并且不许戴手套或使用小铲之类的工具。正是夏天，烈日曝炙，热风熏烤，一天下来，个个灰头土脸，唇皮干裂，憔悴得死人一般。就这样还不算，傍黑收工后，还要逼着这些已然直不起腰来的老弱病残立正排队，进行“晚汇报”。 汇报什么？当然是背毛主席语录，而且是一个一个轮流过堂，造反派指定你背哪一段，就得背哪一段。 柯去的时候，刚好轮到他母亲背语录。暮帘低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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